復興國內經濟的著力點必須選對了，那就是消費，消費，還是消費。實踐反復證明，市場自會識別需求，沒有需求基礎的都是“偽基建”。建議通過各種途徑籌集的預算資金向消費領域投入，至于投入的方式方法，建議要在分配的公平性與對終端消費最大的拉動和刺激效果上做好平衡。鑒于消費意愿、儲蓄偏好與個人可支配財富量有著直接的關聯關系，且此次刺激消費也帶有保民生的公平性質，因此應該重點向低收入階層傾斜。同時在發放和分配方式上，也可在直接發放現金的同時配發一定比例的消費抵用券，且在不同收入階層之間將現金與消費抵用券的比例進行適當的調整。如果能夠解決好分配的相對公平問題和整體提升消費意愿，并配發一倍的有期限的消費抵用券的話，新增消費規模將在60萬億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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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來看，復興國內經濟背后主要是“支持經濟恢復和保就業的政策力度夠不夠的問題”和“支持經濟恢復和保就業的著力點選擇問題”。
就前者而言，除了預期下行之外 延續至今的此次疫情波及面之廣和可能延續時期之長是前所未有的。此次疫情造成的世界經濟運行受限，對于早已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并以改革開放獲取自身快速發展這一全球化紅利，也因此導致對世界經濟運行依賴程度遠遠高于美國的中國而言，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是十分巨大的。
作為產業鏈和供應鏈都深度參與和融入全球化的大型經濟體，當外部需求因為抗疫和俄烏沖突、經貿關系而成為世界各國決策排序中的次要考慮因素時，且由此可能導致產業鏈和供應鏈重構這一不利后果時，中國支持經濟恢復和保就業的政策力度需要多大才合適，目前出臺的政策力度夠不夠，政策層面要不要留有足夠的后手，這都是一個需要充分估量的問題。
就后者而言，中國現在面臨的是外需因潛在的經貿關系變動而下降、暫停、消失，乃至產業鏈和供應鏈重構引發的外需轉移問題，這對于作為制造業世界第一大國的中國而言無疑是十分嚴重的。中國制造業的發展深刻受惠于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貿易繁榮的拉動，而疫情與國際關系變動引發的外需減少和未來可能發生的需求轉移，除了帶來原有經濟運行體系紊亂之外，還可能由此引發金融體系和就業穩定的問題。
因此，保內需，刺激與擴大內需才是避免外需減少與轉移可能引發的產業與經濟、金融、就業震蕩風險的必然選擇。恢復國內經濟應以刺激消費為著力點，而不是新基建。這一點上，許小年教授也認為“新基建是畫餅充饑”。關于新基建，許小年曾在演講中接連發問，目前財政要減稅，已經很緊張，銀行貸款有債務風險，30萬億50萬億的錢從何而來？有錢為什么不直接給企業和老百姓，而去搞短期不見效益的項目？邏輯有問題。
所謂新基建，仙過海，前四仙“人工智能、云計算、工業互聯網、北斗導航”，這需要多少投資、廠房、設備？全投資在智力上的，拉動不了需求和就業。上千萬百萬大學畢業生有幾個能干這些活的？這些創造不了就業。除了北斗導航，其他不是政府干的事情。后四個，“5G、特高壓、充電樁、高鐵”都是老基建了。要腳踏實地一點，不要談不著邊的事情。
在外需不振且可能因國際經貿關系變動發生轉移的情況下，恢復和重振國內經濟只能依靠內需。內需包括投資需求與消費需求。其中，前者在起始階段更多的是對于資本品的需求，卻會增加未來產能和供給。在目前總體需求不足、外需下降或轉移的情況下，如果再進一步擴大產能與供給顯然是不妥當的。其后果是，進一步扭曲未來的供需關系并帶來大量的不良資產和金融體系的壞賬。
而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只有消費需求才是最終需求。作為最終需求的消費需求的擴大，自然會通過市場機制來帶動和引發具有市場空間的投資需求。如果只是因為便于政府操作而更強烈地傾向于擴大投資需求來刺激經濟恢復，那么在外部需求大大下降或者消失的情況下，大規模的、超前的投資行為自然會很快形成超越市場需求的產能釋放以及大規模的無收益或低收益基礎設施的投用，導致短期內的投資收益難以覆蓋成本而形成規模化的無效或低效資產，因而推高全社會的系統性經濟風險。
此次經濟下行以及疫情引發的經濟增長頹勢，不同于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金融危機。那一次金融危機導致外需下降，但因為國際貿易關系和供應鏈并未受到影響，因此只要外需恢復或者得到提振，中國的產能自然就能得到市場承接。但是，此次經濟下行是國際貿易關系和供應鏈被疫情與俄烏沖突所波及，甚至在疫情可能長期化與國際關系變動之下全球產業鏈和產業結構也可能會被迫重塑和重構，是短期刺激以及提振市場信心很難在短期內恢復的。
因此，在外需很難短期恢復而大規模的投資又會造成產能過剩的情況下，提振國內經濟的恰當選擇不是擴大投資和新基建，而是應該將著力點放在提振終端需求，也即擴大消費需求上，這是保就業的必然選擇。再加上目前擴大基建的促增長效應已經大大下降，且當前的經濟總量也大大超過了2008年，如果要以當年擴大基建的力度來保增長，一方面很難達到當年那樣的效果，另一方面數十萬億的天量投資的籌措也是個巨大的難題。
就國內就業結構而言，第三產業以服務業、大消費為核心，是勞動密集性和中小企業集中的領域，是就業容量最大和對新增就業貢獻最大的領域。而資本品和基礎設施屬于資本和資金密集型領域，因此擴大投資與基建對于就業的拉動作用要大大小于擴大消費對就業的帶動作用。再者，從投資啟動到居民收入，再到終端消費的傳導鏈條過長。在疫情延續至今且有常態化的可能之下，顯然對于恢復經濟活力是時不我待的。
此外，保就業在先后次序和重要程度上更應該優于保經濟。因為保就業一方面是維護社會穩定，另一方面也是為疫情以及潛在國際經貿關系沖突帶來經濟運行方式和經濟結構必要調整創造必須的時間窗口和彈性空間，是實現經濟恢復和未來長期發展的必要之舉。
目前在經濟下行壓力巨大與全國抗疫常態化過程中，唯一要做的就是要收縮開支和救企業。企業還在就有希望，一旦倒閉了就會很困難，財政政策在這點上要學習別的國家救中小企業。中小企業占城鎮就業80%，保住他們就是保住社會穩定。
就擴大消費的資金籌措和來源問題，可以將未開工而又不是十分迫切、或者可以暫停建設的續建類政府投資項目中止開工與續建，將計劃中的投資規模轉向居民消費領域；如此嚴重的保增長、穩就業壓力之下，將政府和央企、國企的“三公”消費全部暫停，將其原有預算計劃全部轉向啟動和刺激居民消費領域；將計劃發行的特別國債全部投入居民消費領域；將擴大財政赤字的預算空間全部投入居民消費領域都是可選之策。
通過上述舉措，可籌集到的資金規模應該不低于30萬億。按照14億國民計算的話，人均可獲得人民幣現金超過2萬元。如果這筆錢只發放給低收入國民的話，假設低收入國民占一半，則每人可以發放現金超過4萬元。自疫情發生以來美國向國民發放的現金已經超過5萬億美元，每個美國國民超過1萬美元，以我們國家的人民屬性而言，直接的和大力度的發錢給低收入困難群體在政治上和技術上都不存在任何問題，更何況這還是轉換經濟發展模式和提升發展質量，實現高質量增長的最好契機。
就各種途徑所籌集的預算資金向消費領域的投入方式方法及在國民間的分配，建議要在分配的公平性與對終端消費最大的拉動和刺激效果上做好平衡。鑒于消費意愿、儲蓄偏好與個人可支配財富量有著直接的關聯關系，且此次刺激消費也帶有保民生的公平性質，因此應該重點向低收入階層傾斜。另外在發放和分配方式上，也可在直接發放現金的同時配發一定比例的消費抵用券，且在不同收入階層之間將現金與消費抵用券的比例進行適當的調整。
再者，此次直接發錢以刺激終端消費的資源投入可將社保體系、醫保體系的完善和充實作為優先考慮范疇，以解除國民消費活動的后顧之憂，提升國民消費意愿。
如果能夠解決好分配的相對公平問題和整體提升消費意愿，并配發一倍的有期限的消費抵用券的話，新增消費規模將在60萬億以上。加上消費乘數作用和產業傳導效應，對于國內經濟的盡快恢復和長期健康發展的效果，以及國民經濟結構與發展模式轉型的效果，將會遠遠優于和大于以新基建為核心的擴大投資的作用。（財富中文網）
作者柏文喜為財富中文網專欄作家，IPG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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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劉蘭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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