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出現嚴重血荒，怎么回事？
Kat Eschner
2021-07-02
目前，美國全國都缺乏血液供應，尤其是O型血。
多年以來，美國獻血量不斷下降，加之新冠疫情造成的不穩定局面，血庫行業迫切需要進行一場長期變革，同時也迫切需要招募更多的獻血者。血庫擔心，未來數月，隨著剛剛接種新冠疫苗的潛在獻血者開始外出旅行，血庫將迎來嚴重的血荒。目前，血液需求高于正常年份，但獻血量卻較往常偏低。美國有不到100家采血機構，為緩解血液供應短缺問題，這些機構每年夏天都需要呼吁更多的獻血者前來獻血，而受到今年血液短缺危機的影響，相關機構不得不提前發出呼吁，這也凸顯了美國血液供應的脆弱性。
血庫的運作方式
每逢夏季，血庫便進入“季節性缺血”。“從陣亡將士紀念日（Memorial Day）到（美國）勞動節（Labor Day），血庫供應都非常困難，即便在獻血量相對充足的年份也是如此。”ImpactLife的首席醫療官路易斯?卡茨表示。ImpactLife是一家血液中心，為伊利諾伊、艾奧瓦、密蘇里和威斯康星等州的醫院提供供血服務。
核心血液制品分為三種，其中兩種“保質期”較短。紅細胞通常可以保存35到42天。血小板只能夠保存5到7天。血漿由于可以冷凍，所以能夠保存的時間也更長，但也只可以保存一年。這意味著，要想滿足病患需求，就必須保障持續的獻血供應。
卡茨指出，在理想狀況下，血液中心手頭最好能夠持有滿足三天需求的血液制品。其所在血庫采用的是寄售模式，通過分處四個州的120家客戶的設施分發血液制品，如果需求激增，該中心就可以對血液制品進行調配。另有一些血庫會直接將血液制品賣給醫院。
在血液短缺的月份，血液供應僅能夠滿足一天,有時甚至只可以滿足半天的血液制品需求，一旦血液需求激增，就可能出現危險狀況。血液短缺可能導致醫院推遲非必要的手術，包括選擇性手術以及可能嚴重影響病患生活質量的手術，例如關節置換手術。
受新冠疫情影響，許多此類手術已經推遲。過去6個月，醫院開始著手解決手術積壓問題，這也是血液制品需求激增的原因之一。血庫工作人員表示，另一個原因則是全美暴力犯罪的增加。
“為避免出現困難局面，一段時間以來，我們一直在竭盡所能鼓勵愛心人士獻血。”卡茨說道。但鼓勵獻血所能夠起到的效果也就僅此而已，他表示，“一次重傷手術就可以讓我們的醫院陷入缺血狀態。”
只要出現一次稍微嚴重一些的事故，比如一次失敗的肝移植手術、一起槍擊案或一起嚴重車禍就能夠擾亂血液制品的供應。卡茨發現，寄售模式讓他領導的血庫具備一定靈活性，但這種模式在市場上已經不再是主流，許多血庫都是直接將血液制品賣給醫院的醫療中心，如此一來，即便其它地方有需求也無法進行回收再分配。
在本月早些時候發布的一份聯合聲明中，美國紅十字會（American Red Cross）、美國血液中心（America’s Blood Centers）和AABB[原美國血庫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Blood Banks）]共同呼吁獻血者踴躍獻血。據美國紅十字會估計，要想滿足當前對血液制品的需求，每天的獻血次數需要增加1000多次。目前，全美有約40%的血液由美國紅十字會提供。
美國紅十字會生物醫學服務部的主席克里斯?赫勞達說：“數月以來，我們在為醫院供給血液制品時一直采用的是配給制。”
商業團體和教堂等社區團體一直是血庫夏季血液供應的主要來源，截至目前，上述渠道的采血工作仍未達到滿負荷運轉狀態。但即便達到，落實相關健康與安全防護措施也仍然是一大難題，使得這些組織無法舉辦可以將血液供應維持在必要水平的大型獻血活動。
在平常年份，血液短缺問題在秋季會有所緩解。高中生、大學生是獻血的主力軍，貢獻了約20%的血液供應。作為身體健康的年輕人，這些學生愿意響應獻血呼吁，并且也具備獻血所需的條件。但今年的短缺問題屆時能否有所緩解依然存疑。
創新血液資源公司（Innovative Blood Resources）負責質量和監管事務的副總裁杰德?戈爾林表示，根據其過往經驗，人們響應獻血呼吁是出于利他主義和助人為樂的思想。但他擔心，在全球新冠疫情蔓延、經濟嚴重衰退的嚴峻形勢之下，利他主義可能會有所退潮，在人們終于可以外出度假或與親友團聚之時尤其如此。創新血液資源公司主要為內布拉斯加州和明尼蘇達州的醫院提供服務。
戈林指出，他能夠理解，在解封之后，人們不會把需要回答44項個人問題、進行兩次抽血的志愿獻血當成自己最想做的事情。但需求依然存在。
轉變中的商業模式
作為一個受到嚴格監管的行業，新冠疫情期間，血庫行業的供需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化，而這種變化并非剛剛出現。位于伊利諾伊州埃文斯頓的北岸大學健康系統（NorthShore University HealthSystem）的血庫副主任托馬斯?格尼亞德說：“過去二三十年，相關機構進行了大量整合。”
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在2020年發布的一份報告對格尼亞德描述的這種血液系統做出了介紹：“一個由血液中心、醫院、設備制造商、檢測實驗室、認證機構和政府機構等公、私利益相關方組成的復雜網絡。”大多數血液中心為非營利機構，但卻夾在政府監管機構、營利性供應商和幾乎壟斷血液產品購買的醫院中間處處掣肘。（格尼亞德為血液產品供應商Fresenius Kabi提供咨詢服務，該公司生產若干種采血產品。）
目前，全美只有少數幾家全國性血液中心，包括美國紅十字會和Vitalant。地方性血液中心通常連接醫院系統，滿足其部分剩余需求，其它服務則由區域性血液中心提供。這些區域性血液中心占據了市場的中心位置，并且擁有美國食品與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的許可，可以跨州銷售自己的產品，而地方性血液中心則無法開展此種業務。
過去五到十年發生的變化還不止這些。受到嚴重擠壓的醫院系統紛紛試圖通過與供應商重新談判合同來降低成本。與此同時，由于輸血變得更加謹慎，醫院的用血量下降了約25%。Versiti的前首席執行官、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的血液與組織安全及供應咨詢委員會（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dvisory Committee on Blood and Tissue Safety and Availability）的主席杰基?弗雷德里克將此種轉變描述為“適當輸血”。與其它醫療干預手段一樣，輸血也存在一定風險。
弗雷德里克稱：“所有人都跟著調低了價格。利潤微乎其微，許多機構甚至已經出現虧損，資本狀況明顯惡化。”
受本次新冠疫情影響，許多血庫本已經處于破產邊緣。由于醫院叫停了所有原本能夠開展的手術、人們紛紛居家避險，相關需求急劇下降。供應也是如此，而供需兩端的急劇惡化大致都發生在封城最嚴重的時期。不過血液中心的固定運營成本——訓練有素的員工的工資、各種復雜設備的折舊損耗——則完全沒有下降。
幸而有恢復期血漿（一種療效尚不明確的新冠療法）拯救了這個行業。早在2020年4月，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的生物醫學高級研究與開發管理局（Biomedical Advanc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就向血液中心支付了相關費用，用以采集、儲存新冠肺炎患者的血漿。
戈林指出：“血液中心在過去一年之所以沒有破產全是靠了政府向該項目投入的資金。”
未來的變化
作為資深業內人士，杰伊?梅尼托表示，在醫療衛生行業利潤較為寬松的年月，血庫獻血的中堅力量——嬰兒潮一代的年紀更輕，血液制品的用量也更大，傳統的血庫運營模式足以維持血庫的良好運轉。梅尼托曾任大堪薩斯城社區血液中心（Community Blood Center of Greater Kansas City）的首席執行官和醫學主任，同時還曾經擔任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血液與組織安全及供應咨詢委員會的主席職務。過去十年，隨著形勢不斷下滑，他和許多業內人士都建議有關方面采取行動，但卻沒有人站出來改變這種模式。血庫行業只能繼續蹣跚前行，雖然對社會至關重要，但整個體系卻極其脆弱。
梅尼托與弗雷德里克共同主持了2020年《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報告》的編寫指導委員會。作為2019年《大流行及各類災害防備與創新推進法案》（Pandemic and All-Hazards Preparedness and Advancing Innovation Act）的組成部分，這份報告以美國國會為目標受眾，指出了血庫行業目前存在的兩大問題：缺乏實時追蹤獻出血液的中心化方式以及“采血、制備供應鏈中的危險弱點”。
目前，血液仍然被視為是一種由血液中心采集并通過一系列不同協議出售給醫療服務機構的商品。根據相關協議，血液中心只能夠在血液使用環節獲得收入，在血液采集以及招募獻血者的環節則沒有任何收入。情況較好時，這種模式倒也無傷大雅，因為血液制品單價足以覆蓋成本差額。而在情況不好時，血庫工作人員表示，補貼模式需要進行調整，要么提高血液制品單價，改變補貼模式，要么進行其它形式的改革。
但僅對支付環節進行調整依然不夠。弗雷德里克說：“我們需要制訂全國性的血液政策，攜手政府為未來制訂相關框架和發展路線圖，而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相關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弗雷德里克表示，新一屆國會在1月底已經收到了這份報告，但指導委員會尚未收到反饋意見。美國即將進入接種新冠疫苗后的第一個夏天，血液制品需求依然保持高位運行，依照報告建議進行改革可能也會變得迫在眉睫。（財富中文網）
譯者：梁宇
審校：夏林
目前，美國全國都缺乏血液供應，尤其是O型血。
多年以來，美國獻血量不斷下降，加之新冠疫情造成的不穩定局面，血庫行業迫切需要進行一場長期變革，同時也迫切需要招募更多的獻血者。血庫擔心，未來數月，隨著剛剛接種新冠疫苗的潛在獻血者開始外出旅行，血庫將迎來嚴重的血荒。目前，血液需求高于正常年份，但獻血量卻較往常偏低。美國有不到100家采血機構，為緩解血液供應短缺問題，這些機構每年夏天都需要呼吁更多的獻血者前來獻血，而受到今年血液短缺危機的影響，相關機構不得不提前發出呼吁，這也凸顯了美國血液供應的脆弱性。
血庫的運作方式
每逢夏季，血庫便進入“季節性缺血”。“從陣亡將士紀念日（Memorial Day）到（美國）勞動節（Labor Day），血庫供應都非常困難，即便在獻血量相對充足的年份也是如此。”ImpactLife的首席醫療官路易斯?卡茨表示。ImpactLife是一家血液中心，為伊利諾伊、艾奧瓦、密蘇里和威斯康星等州的醫院提供供血服務。
核心血液制品分為三種，其中兩種“保質期”較短。紅細胞通常可以保存35到42天。血小板只能夠保存5到7天。血漿由于可以冷凍，所以能夠保存的時間也更長，但也只可以保存一年。這意味著，要想滿足病患需求，就必須保障持續的獻血供應。
卡茨指出，在理想狀況下，血液中心手頭最好能夠持有滿足三天需求的血液制品。其所在血庫采用的是寄售模式，通過分處四個州的120家客戶的設施分發血液制品，如果需求激增，該中心就可以對血液制品進行調配。另有一些血庫會直接將血液制品賣給醫院。
在血液短缺的月份，血液供應僅能夠滿足一天,有時甚至只可以滿足半天的血液制品需求，一旦血液需求激增，就可能出現危險狀況。血液短缺可能導致醫院推遲非必要的手術，包括選擇性手術以及可能嚴重影響病患生活質量的手術，例如關節置換手術。
受新冠疫情影響，許多此類手術已經推遲。過去6個月，醫院開始著手解決手術積壓問題，這也是血液制品需求激增的原因之一。血庫工作人員表示，另一個原因則是全美暴力犯罪的增加。
“為避免出現困難局面，一段時間以來，我們一直在竭盡所能鼓勵愛心人士獻血。”卡茨說道。但鼓勵獻血所能夠起到的效果也就僅此而已，他表示，“一次重傷手術就可以讓我們的醫院陷入缺血狀態。”
只要出現一次稍微嚴重一些的事故，比如一次失敗的肝移植手術、一起槍擊案或一起嚴重車禍就能夠擾亂血液制品的供應。卡茨發現，寄售模式讓他領導的血庫具備一定靈活性，但這種模式在市場上已經不再是主流，許多血庫都是直接將血液制品賣給醫院的醫療中心，如此一來，即便其它地方有需求也無法進行回收再分配。
在本月早些時候發布的一份聯合聲明中，美國紅十字會（American Red Cross）、美國血液中心（America’s Blood Centers）和AABB[原美國血庫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Blood Banks）]共同呼吁獻血者踴躍獻血。據美國紅十字會估計，要想滿足當前對血液制品的需求，每天的獻血次數需要增加1000多次。目前，全美有約40%的血液由美國紅十字會提供。
美國紅十字會生物醫學服務部的主席克里斯?赫勞達說：“數月以來，我們在為醫院供給血液制品時一直采用的是配給制。”
商業團體和教堂等社區團體一直是血庫夏季血液供應的主要來源，截至目前，上述渠道的采血工作仍未達到滿負荷運轉狀態。但即便達到，落實相關健康與安全防護措施也仍然是一大難題，使得這些組織無法舉辦可以將血液供應維持在必要水平的大型獻血活動。
在平常年份，血液短缺問題在秋季會有所緩解。高中生、大學生是獻血的主力軍，貢獻了約20%的血液供應。作為身體健康的年輕人，這些學生愿意響應獻血呼吁，并且也具備獻血所需的條件。但今年的短缺問題屆時能否有所緩解依然存疑。
創新血液資源公司（Innovative Blood Resources）負責質量和監管事務的副總裁杰德?戈爾林表示，根據其過往經驗，人們響應獻血呼吁是出于利他主義和助人為樂的思想。但他擔心，在全球新冠疫情蔓延、經濟嚴重衰退的嚴峻形勢之下，利他主義可能會有所退潮，在人們終于可以外出度假或與親友團聚之時尤其如此。創新血液資源公司主要為內布拉斯加州和明尼蘇達州的醫院提供服務。
戈林指出，他能夠理解，在解封之后，人們不會把需要回答44項個人問題、進行兩次抽血的志愿獻血當成自己最想做的事情。但需求依然存在。
轉變中的商業模式
作為一個受到嚴格監管的行業，新冠疫情期間，血庫行業的供需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化，而這種變化并非剛剛出現。位于伊利諾伊州埃文斯頓的北岸大學健康系統（NorthShore University HealthSystem）的血庫副主任托馬斯?格尼亞德說：“過去二三十年，相關機構進行了大量整合。”
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在2020年發布的一份報告對格尼亞德描述的這種血液系統做出了介紹：“一個由血液中心、醫院、設備制造商、檢測實驗室、認證機構和政府機構等公、私利益相關方組成的復雜網絡。”大多數血液中心為非營利機構，但卻夾在政府監管機構、營利性供應商和幾乎壟斷血液產品購買的醫院中間處處掣肘。（格尼亞德為血液產品供應商Fresenius Kabi提供咨詢服務，該公司生產若干種采血產品。）
目前，全美只有少數幾家全國性血液中心，包括美國紅十字會和Vitalant。地方性血液中心通常連接醫院系統，滿足其部分剩余需求，其它服務則由區域性血液中心提供。這些區域性血液中心占據了市場的中心位置，并且擁有美國食品與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的許可，可以跨州銷售自己的產品，而地方性血液中心則無法開展此種業務。
過去五到十年發生的變化還不止這些。受到嚴重擠壓的醫院系統紛紛試圖通過與供應商重新談判合同來降低成本。與此同時，由于輸血變得更加謹慎，醫院的用血量下降了約25%。Versiti的前首席執行官、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的血液與組織安全及供應咨詢委員會（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dvisory Committee on Blood and Tissue Safety and Availability）的主席杰基?弗雷德里克將此種轉變描述為“適當輸血”。與其它醫療干預手段一樣，輸血也存在一定風險。
弗雷德里克稱：“所有人都跟著調低了價格。利潤微乎其微，許多機構甚至已經出現虧損，資本狀況明顯惡化。”
受本次新冠疫情影響，許多血庫本已經處于破產邊緣。由于醫院叫停了所有原本能夠開展的手術、人們紛紛居家避險，相關需求急劇下降。供應也是如此，而供需兩端的急劇惡化大致都發生在封城最嚴重的時期。不過血液中心的固定運營成本——訓練有素的員工的工資、各種復雜設備的折舊損耗——則完全沒有下降。
幸而有恢復期血漿（一種療效尚不明確的新冠療法）拯救了這個行業。早在2020年4月，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的生物醫學高級研究與開發管理局（Biomedical Advanc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就向血液中心支付了相關費用，用以采集、儲存新冠肺炎患者的血漿。
戈林指出：“血液中心在過去一年之所以沒有破產全是靠了政府向該項目投入的資金。”
未來的變化
作為資深業內人士，杰伊?梅尼托表示，在醫療衛生行業利潤較為寬松的年月，血庫獻血的中堅力量——嬰兒潮一代的年紀更輕，血液制品的用量也更大，傳統的血庫運營模式足以維持血庫的良好運轉。梅尼托曾任大堪薩斯城社區血液中心（Community Blood Center of Greater Kansas City）的首席執行官和醫學主任，同時還曾經擔任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血液與組織安全及供應咨詢委員會的主席職務。過去十年，隨著形勢不斷下滑，他和許多業內人士都建議有關方面采取行動，但卻沒有人站出來改變這種模式。血庫行業只能繼續蹣跚前行，雖然對社會至關重要，但整個體系卻極其脆弱。
梅尼托與弗雷德里克共同主持了2020年《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報告》的編寫指導委員會。作為2019年《大流行及各類災害防備與創新推進法案》（Pandemic and All-Hazards Preparedness and Advancing Innovation Act）的組成部分，這份報告以美國國會為目標受眾，指出了血庫行業目前存在的兩大問題：缺乏實時追蹤獻出血液的中心化方式以及“采血、制備供應鏈中的危險弱點”。
目前，血液仍然被視為是一種由血液中心采集并通過一系列不同協議出售給醫療服務機構的商品。根據相關協議，血液中心只能夠在血液使用環節獲得收入，在血液采集以及招募獻血者的環節則沒有任何收入。情況較好時，這種模式倒也無傷大雅，因為血液制品單價足以覆蓋成本差額。而在情況不好時，血庫工作人員表示，補貼模式需要進行調整，要么提高血液制品單價，改變補貼模式，要么進行其它形式的改革。
但僅對支付環節進行調整依然不夠。弗雷德里克說：“我們需要制訂全國性的血液政策，攜手政府為未來制訂相關框架和發展路線圖，而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相關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弗雷德里克表示，新一屆國會在1月底已經收到了這份報告，但指導委員會尚未收到反饋意見。美國即將進入接種新冠疫苗后的第一個夏天，血液制品需求依然保持高位運行，依照報告建議進行改革可能也會變得迫在眉睫。（財富中文網）
譯者：梁宇
審校：夏林
All across the country, they’re calling for blood. Type O blood especially.
After years of decline, instability caused by COVID-19 has left the blood banking industry in desperate need of a long-term change—and more donors, as soon as possible. Blood banks worry that the coming months will bring extreme shortages of essential products as their newly vaccinated pool of potential donors heads out into the world. Current demand is higher than in a normal year. But supply, which comes from volunteer donors, is lower than in typical times. This has prompted the country’s fewer than 100 blood collecting entities to begin their annual summer appeals for more donors early, highlighting vulnerabilities in America’s supply of this vital fluid.
How blood banking works
Blood banks walk a knife’s edge every summer. “From Memorial Day to Labor Day in a good year, it’s still a bad year,” says Louis Katz, chief medical officer of ImpactLife, a blood center that serves hospitals in Illinois, Iowa, Missouri, and Wisconsin.
Two of the three core blood products have short lives. Red blood cells last between 35 and 42 days. Platelets last for just five to seven days. Plasma lasts longer, because it can be frozen, but it’s good for only one year. That means a continuous supply of donations is essential to meeting demand.
Having enough product on hand to meet three days of demand is ideal, Katz says. His bank, which uses the consignment model, keeps blood spread through its 120 client facilities in four states, and if demand spikes somewhere, it can move that blood around. Some other blood providers sell the blood directly to hospitals.
In lean months, that supply can drop as low as one day’s or even half a day’s worth of blood products—a dangerous state to be in when demand spikes. Blood shortages can cause hospitals to delay nonessential procedures, a category which includes both elective procedures and those which can dramatically affect someone’s quality of life, such as joint replacements.
Many such procedures were already delayed by the pandemic. Over the past six months, hospitals have begun working their way through the backlog—one reason for the spike in demand. Another, according to blood bankers, is the increase in violent crime around the country.
“We’ve been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for weeks and weeks and weeks to avoid difficulty,” says Katz. But appeals to donors can only go so far. Right now, he says, “a bad trauma could push one or more of our hospitals over that threshold.”
A liver transplant going south, a shooting, a bad car collision—it doesn’t take much to mess with the blood supply. Katz notes that the consignment model gives his center some flexibility, but it isn’t the primary model anymore. Many centers that sell directly to hospitals can’t pull their supply back if it’s needed elsewhere.
In a joint statement earlier this month, the American Red Cross, America’s Blood Centers, and AABB (formerly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Blood Banks) called for donors to step up. The Red Cross, which currently supplies about 40% of the nation’s blood, estimates that it would need more than 1,000 additional blood donations each day to meet current demand.
“We’ve been rationing blood to hospitals now for months,” says Chris Hrouda, president of biomedical services at the American Red Cross.
Businesses and community groups such as churches, two lifelines that blood bankers rely on through the summer months, are still not up to full capacity. Even if they are, navigating their own health and safety measures remains a challenge, preventing them from hosting the kinds of large-scale blood drives that would keep supply at necessary levels.
In a usual year, the fall would bring some relief. High schools and colleges are mainstays of the blood industry, providing about 20% of supply. They’re full of young, healthy people who are likely to respond to a call for blood and to be eligible to donate. This year, that relief is uncertain.
Jed Gorlin, vice president of quality and regulatory affairs at Innovative Blood Resources, which serves hospitals in Nebraska and Minnesota, says in his experience people respond to the call for blood out of altruism and a desire to help. In the jaws of a global pandemic and a major economic downturn, altruism, he fears, may be in short supply—especially when people are finally offered the relief of a vacation or a reunion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It’s understandable that a voluntary process involving a series of 44 personal questions and two blood draws isn’t at the top of people’s list of things to do post-lockdown, he says. But the need is still there.
A shifting business model
This tightly regulated industry saw unprecedented demand and supply shifts during the pandemic, but things had been changing for a while. “Over the last 20 to 30 years, there’s been a great deal of consolidation,” says Thomas Gniadek, associate director of blood banks at the NorthShore University HealthSystem, based in Evanston, Ill., just outside Chicago.
The blood system Gniadek describes is captured in a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HS) report from 2020: “a complex web of private and public stakeholders including blood centers, hospitals, device manufacturers, testing laboratories, accreditation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Most blood centers are not-for-profit enterprises, but they’re strung between government regulators, for-profit suppliers, and hospitals that have a near-monopoly on the ability to purchase their product. (Gniadek consults for one of those suppliers, Fresenius Kabi, which makes a number of blood collection products.)
At present, there are only a few national blood centers, including the Red Cross and Vitalant. Local blood centers, often linked to a hospital system, serve portions of the remaining need. Regional blood centers serve the rest. These regional centers occupy the middle of the market and are FDA-licensed to cross state lines with their products, which local blood centers are not.
Further change occurred in the past five to 10 years, as tightly squeezed hospital systems sought to reduce costs by renegotiating contracts with suppli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amount of blood consumed by hospitals dropped by about 25% because of a shift toward using blood transfusions more sparingly—a shift that Jackie Fredrick, former CEO of Versiti and current chair of the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dvisory Committee on Blood and Tissue Safety and Availability, characterizes as “appropriate utilization.” Like any other medical intervention, blood transfusions carry some risk.
“Everyone followed prices down,” Fredrick says. “Margins became negative to nonexistent. Capital obviously deteriorated.”
The pandemic could have easily driven many of them out of business. As hospitals shut down whatever procedures they could and people stayed home, demand dropped precipitously. So did supply, but the two more or less matched during the worst of the lockdown. And yet the fixed costs of running blood centers, which require trained staff and complicated equipment, didn’t go down at all.
The only thing that saved them was a COVID-19 treatment whose efficacy is still unestablished: convalescent plasma. As early as April 2020, the Biomedical Advanc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BARDA) of HHS was paying blood centers to collect and store plasma from recovered COVID-19 patients.
“The money that was put into that program is the reason why blood centers didn’t go bankrupt during this interim year,” says Gorlin.
Changes ahead
Back in an era when margins were looser for health care, the core baby-boomer donors whom blood banks relied on were younger, and more blood was used, the legacy model of blood banks worked well, says industry veteran Jay Menitove, a former CEO and medical director of the Community Blood Center of Greater Kansas City and a previous chair of the HHS committee that Fredrick now heads. Over the past decade, as things went downhill, he and others in the industry recommended action, but nobody stepped forward to change the model. The blood industry continued limping along, at once essential and incredibly vulnerable.
Menitove and Fredrick cochaired the steering committee behind the 2020 HHS report. Prepared for Congress as part of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andemic and All-Hazards Preparedness and Advancing Innovation Act of 2019, the report identified two key vulnerabilities in the blood industry: no centralized way to track donated blood in real-time, and “dangerous weaknesses in the supply chain for blood collection and manufacturing.”
Blood is currently treated as a commodity, gathered by blood centers and sold to medical providers through a spectrum of different agreements. Under those agreements, blood centers are paid only for the blood that’s used; nobody pays them for collecting it or for courting donors. In fatter days, that didn’t matter so much, because the price per unit of blood was high enough to make up the difference. In these lean times, however, blood bankers say the compensation needs to change—either by raising the price per unit of blood used, altering the compensation model, or through some other means of reform.
Payment is just one piece of a bigger picture, however. “We need a national blood policy,” says Fredrick. “Instead of taking things as they hit us, we would actually have, together with government, a framework and a road map for the future.”
That could take a while. The newly elected Congress received the report in late January, but the steering committee has yet to receive feedback, says Fredrick. As the country heads into its first post-vaccine summer with demand remaining high, the need for its recommended changes could become all too appar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