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利康在自毀形象的道路上狂奔
Jeremy Kahn
2021-03-24
如果有一個關于“自毀形象”的企業榜單，阿斯利康應該會位列其中：在損害自己名譽的這條道路上，阿斯利康正無法自遏地走向不歸路。
在研制新冠疫苗的過程中，每當這家制藥巨頭快要逼近勝利時，它都能夠“成功地”把榮耀扭轉成恥辱。而且阿斯利康所犯下的錯誤，很大程度上源于它自己。
最新的事件發生在3月22日，阿斯利康宣布了公眾期待已久的其在美國、秘魯和智利進行的大規模臨床試驗的結果。該公司表示，在對3.25萬樣本進行研究之后，初步分析顯示，其疫苗在預防新冠病毒感染方面的有效性為79%。
但在3月23日凌晨，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發表了一份極不尋常的聲明，稱阿斯利康可能使用了“過時的信息”，“對有效性數據的分析不甚完整”。
研究所表示，該聲明基于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下屬的一個獨立醫學專家小組的發現。該小組負責協助監督阿斯利康的試驗，其告知研究院稱，阿斯利康在3月22日的新聞稿中使用的數字存在問題。
據《華盛頓郵報》獲得的一份公司信件副本顯示，這名為數據和安全監督委員會的獨立委員會所使用的措辭十分直白、赤裸。
“董事會很清楚，……他們所選擇披露的疫苗有效性的數字是對他們最有利的，而不是最新的最完整的。這一決定會削弱公眾對其過程科學性的信任。”數據和安全監督委員會稱。
信中指出，最新數據顯示其疫苗有效性在69%到74%之間。阿斯利康知道這一點，但還是選擇公布之前79%的數據。
對此，阿斯利康稱，公告中披露的數字基于其“預先指定的”截止日期：2月17日。該公司還表示，其他最新結果與他們在3月22日所公布的“相一致”，“目前正在進行對統計分析的確認”，并正在與數據和安全監督委員會商談，與他們分享對最新數據的分析，結果將在48小時內公布。
阿斯利康的行為迅速招致了一些評論人士的譴責，稱其數據亂局的出現不可原諒。
著名醫療事務評論員、心臟病專家埃里克·托波爾在推特上稱，阿斯利康對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聲明的回應是“不可接受的”。托波爾認為，阿斯利康清楚地知道最新的數據意味著什么，“不需要花48小時來搞清楚”。
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的負責人安東尼·福奇告訴《華盛頓郵報》，他對數據和安全監督委員會的擔憂感到“震驚”。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阿斯利康的疫苗可能本身效果不錯，但這類丑聞只會讓情況變得更糟。我認為疫苗是無辜的。”福奇說。
在疫苗研發進程中，阿斯利康的每次失誤都是狀況百出，但貫穿種種失誤，主線卻很明晰：公眾認為，阿斯利康不夠透明。阿斯利康面臨的信譽危機日益嚴重，嚴重削弱了人們對其疫苗的信心，而世界上的許多人仍然在依賴阿斯利康的疫苗，寄希望于以此結束疫情。
數字不明
在此事之前，阿斯利康就已經被“抓包”過，在新聞稿中隱藏疫苗數據，讓其看上去更有效。
2020年11月23日，當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學宣布，其在英國和巴西臨床試驗的初步結果時，新聞稿宣稱對有癥狀的新冠病毒有70.4%的療效。12月8日，其發表了一份更全面的分析報告，重申了這一數字。
但是，這一數字僅是使用“混合”平均數得出的，其中包括了接受完整兩劑的大組（有效性為62.1%），以及一開始只注射了半劑的小組（有效性為90%）。
其中，這個半劑的小組只包括了55歲以下的樣本。這意味著，除了樣本量較小之外，90%的高有效性可能無法代表該疫苗在一般人群中的表現——這一點尤其令人擔憂，因為新冠病毒對老年人而言最為兇險。
阿斯利康似乎已經盡力提供了一個更好的有效性數字，使其疫苗可以成功達到與輝瑞和Moderna疫苗比肩的狀態。
輝瑞和Moderna都報告了近95%的疫苗有效性，而且都使用mRNA技術。而阿斯利康的疫苗則是基于黑猩猩病毒進行修改，使其攜帶指令進入人體，復制病毒的刺突蛋白，引發免疫反應。
盡管醫學專家和記者們試圖厘清部分試驗參與者最初被注射了半劑疫苗的原因，情況卻變得越來越模糊。
疫苗“背后”的人們，也試圖合理化當時發生的一切。
阿斯利康生物制藥研發部門的負責人梅內·潘加洛斯告訴媒體，半劑量是一個“有用的錯誤”，是測量錯誤的結果。但是，該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蘇博科告訴彭博社：“這不是一個錯誤。”
開發疫苗的兩位牛津大學科學家莎拉·吉爾伯特和阿德里安·希爾也都告訴媒體：“沒有錯誤。”吉爾伯特告訴《金融時報》：“并沒有在劑量上出差錯”；希爾告訴路透社，牛津大學的研究小組在給他們注射半劑量時并不知情——這一說法“完全錯誤”。
幾周后，一個更完整的故事浮現：在英國的臨床試驗中，牛津大學用于驗證合同制造商為其生產的劑量中黑猩猩病毒顆粒數量的方法出現了問題。在牛津大學的方法之下，檢測結果顯示，每只瓶子里的病毒顆粒數量是應有數量的兩倍——而制造商使用不同的方法，他們自己的檢測結果顯示，瓶子里的病毒顆粒數量是正確的。
當時牛津大學還不能夠確定哪種測量方法是正確的，又不想推遲試驗，因此，其得到了英國醫療監管機構的許可，只給志愿者使用該批疫苗的一半劑量。至于為什么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學沒有在一開始就解釋明白這一切，目前還不太清楚。
關于“半劑量試驗”的透明性問題甚至還不止這些。
路透社報道說，盡管牛津大學已經告知了開展臨床試驗的醫生這一問題，并說這是研究計劃的變更，英國醫療監管機構也已經獲悉，卻并未告知試驗對象本人接種劑量的變化。
杜倫大學法學院的醫療法教授艾瑪·凱夫說：“如果給志愿者注射的劑量變化實際上是由于失誤導致，卻對外宣稱這是研究計劃的變更，可能會違背信任的原則。”
出現接種劑量的錯誤，阿斯利康為其疫苗爭取美國批準的努力可能就付諸東流——這可能會讓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在批準疫苗的緊急使用授權時，更加不會認可在美國以外展開的臨床試驗結果。
而阿斯利康在美國的臨床試驗之所以遠遠落后于計劃，還有另一個問題——該公司早前似乎并沒有如實向外界匯報他們的進展。
9月初，英國的一名志愿者在試驗中出現嚴重的神經系統疾病——由于這中間可能存在的安全隱患，阿斯利康叫停了全球的臨床試驗。但它最初并未公開披露試驗暫停的情況，直到醫學新聞網站STAT News的記者爆出這起事故后才承認。
更糟糕的是，該公司并未將自己的試驗由于安全問題而暫停的情況告知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
STAT News的報道稱，這說明阿斯利康完全無視了監管機構的規定。為了調查可能存在的安全問題而叫停臨床試驗是常規做法，而且通常不會公開宣布。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還給了研究人員7天時間，讓他們一旦發現有嚴重安全事故的隱患，就要及時報告。
但阿斯利康應該已經意識到，對外宣稱“無事發生”的公關策略并不會減少人們對它的關注。疫情之下，全世界都將注意力集中在疫苗競賽中，而阿斯利康似乎是這場競賽早期的領跑者。
更重要的是，世界對阿斯利康疫苗的依賴程度尤其高：因為它可以在常規的冷藏溫度下保存，而且價格便宜。因此，該公司的疫苗有望在中低收入國家的接種工作中發揮關鍵作用。當時，人們還認為該疫苗能夠覆蓋約60%的美國人口。
然而，阿斯利康的首席執行官蘇博科后來向金融分析師透露，早在這場神經系統疾病的安全風波以前，該試驗就已經出現過另一個類似的問題，并被叫停過——這讓該公司的疫苗能否全面推行變得更加復雜。
該公司已經將這種狀況告知了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但沒有告訴公眾。在針對9月“疫苗試驗由于安全問題暫停”的首次公開聲明中，也沒有提及之前的問題。
盡管獨立審查委員會迅速對試驗中出現的神經系統疾病展開了調查，但目前的結論是，尚無明確證據表明，疫苗與志愿者出現的神經系統疾病相關。而短短7天后，全球多地就恢復了試驗，但在美國，試驗暫停的時間延長到了7周。監管機構已經要求牛津大學提供先前基于相同技術的疫苗試驗的更多數據。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道說，阿斯利康在一個多月之后才向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提供了這部分信息——所花的時間格外漫長。阿斯利康表示，自己也花了很大力氣才從牛津大學那里得到了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要求的數據。
但無論出于何種原因，無論再怎么拖延美國試驗的重啟過程，都無益于增強人們對該公司疫苗的信心。
歐洲的麻煩
實際上，這所有的問題都只會讓人們對阿斯利康的疫苗越來越沒有信心。出了這么多的問題，以至于在歐洲的許多地區，即便阿斯利康的疫苗是唯一的選擇，許多人也不愿意接種，許多劑量都用不完。
歐洲的許多政界人士和德國的醫藥監管機構都公開質疑過，在美國以外的地區開展的臨床試驗中是否包含了足夠多的老年人樣本，讓人們對該疫苗在65歲以上人群中的保護效力有信心——然而阿斯利康的表現并沒有讓他們滿意。
最近，又有一些歐洲國家的醫療機構叫停了該疫苗的接種，因為一小部分人在接種之后出現凝血功能異常的問題。對此，阿斯利康又不得不為自己的疫苗辯護。
歐洲醫藥管理局重申，即使凝血問題與該疫苗有關（到目前為止，并無明確證據表明二者有關），這種副作用也是極為罕見的——疫苗也仍然是安全的：不打疫苗，感染重癥新冠肺炎的風險更大，后果也嚴重得多。
但在那些叫停該疫苗的歐洲監管機構看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這里的風險評估是錯誤的：問題在于，此前阿斯利康公布其試驗結果的方式有誤，已經大大削弱了人們對該疫苗的信心，并讓人們懷疑該公司在凝血問題上給出的說法是否完全屬實。
阿斯利康總是不肯向公眾和盤托出其疫苗的全部事實，在一些商業問題上也是如此。他們稱將“在整個疫情期間”以成本價提供疫苗，而這實屬夸大其詞：《金融時報》報道稱，他們在與各國政府洽談供應時，就有權單方面宣布疫情在2021年7月前結束——而這也是該公司從未公開提及的事實。
阿斯利康可謂狀況不斷——他們在比利時的一家疫苗承包制造廠又出現生產上的問題，再次引起了歐盟官員的憤怒，因為這意味著他們將只能夠向歐盟提供承諾疫苗劑量的一小部分。
而這起事件的惡劣之處又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公司在問題出現的幾周之后才通知歐盟，稱自己需要時間來給問題定性，以便估計會帶來多大程度的影響；其次，蘇博科的說辭也激怒了歐盟官員，稱其供應合同僅表示，該公司將“盡最大努力”在約定的時間交付。
阿斯利康公司的管理層私下里也承認，公眾對新冠疫苗的關注程度幾近狂熱，一舉一動都在他們的嚴苛監督之下，這讓他們的傳統公關策略失靈——而這在以往開發常規藥物時，可能效果很好。
他們還表示自己也很沮喪——因為公司生產疫苗其實無利可圖，而且為了確保可以在全球的公平接種計劃中發揮核心作用，戰線已經拉得太長。此外，在和英國以外的媒體或政客無休無止的周旋中，他們也已經有點倦怠了。
這些來自阿斯利康的內部人士說，和人們以為的相反，該公司受到的審查似乎更加嚴格。有一些高管抱怨道，輝瑞公司宣布他們僅在2021年就能夠從疫苗中賺取150億美元時，公眾卻似乎沒有什么反應。
確實，話又說回來，輝瑞也曾經試圖夸大其臨床試驗數據，卻并沒有引發公眾的口誅筆伐。（財富中文網）
編譯：陳聰聰、楊二一
如果有一個關于“自毀形象”的企業榜單，阿斯利康應該會位列其中：在損害自己名譽的這條道路上，阿斯利康正無法自遏地走向不歸路。
在研制新冠疫苗的過程中，每當這家制藥巨頭快要逼近勝利時，它都能夠“成功地”把榮耀扭轉成恥辱。而且阿斯利康所犯下的錯誤，很大程度上源于它自己。
最新的事件發生在3月22日，阿斯利康宣布了公眾期待已久的其在美國、秘魯和智利進行的大規模臨床試驗的結果。該公司表示，在對3.25萬樣本進行研究之后，初步分析顯示，其疫苗在預防新冠病毒感染方面的有效性為79%。
但在3月23日凌晨，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發表了一份極不尋常的聲明，稱阿斯利康可能使用了“過時的信息”，“對有效性數據的分析不甚完整”。
研究所表示，該聲明基于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下屬的一個獨立醫學專家小組的發現。該小組負責協助監督阿斯利康的試驗，其告知研究院稱，阿斯利康在3月22日的新聞稿中使用的數字存在問題。
據《華盛頓郵報》獲得的一份公司信件副本顯示，這名為數據和安全監督委員會的獨立委員會所使用的措辭十分直白、赤裸。
“董事會很清楚，……他們所選擇披露的疫苗有效性的數字是對他們最有利的，而不是最新的最完整的。這一決定會削弱公眾對其過程科學性的信任。”數據和安全監督委員會稱。
信中指出，最新數據顯示其疫苗有效性在69%到74%之間。阿斯利康知道這一點，但還是選擇公布之前79%的數據。
對此，阿斯利康稱，公告中披露的數字基于其“預先指定的”截止日期：2月17日。該公司還表示，其他最新結果與他們在3月22日所公布的“相一致”，“目前正在進行對統計分析的確認”，并正在與數據和安全監督委員會商談，與他們分享對最新數據的分析，結果將在48小時內公布。
阿斯利康的行為迅速招致了一些評論人士的譴責，稱其數據亂局的出現不可原諒。
著名醫療事務評論員、心臟病專家埃里克·托波爾在推特上稱，阿斯利康對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聲明的回應是“不可接受的”。托波爾認為，阿斯利康清楚地知道最新的數據意味著什么，“不需要花48小時來搞清楚”。
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的負責人安東尼·福奇告訴《華盛頓郵報》，他對數據和安全監督委員會的擔憂感到“震驚”。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阿斯利康的疫苗可能本身效果不錯，但這類丑聞只會讓情況變得更糟。我認為疫苗是無辜的。”福奇說。
在疫苗研發進程中，阿斯利康的每次失誤都是狀況百出，但貫穿種種失誤，主線卻很明晰：公眾認為，阿斯利康不夠透明。阿斯利康面臨的信譽危機日益嚴重，嚴重削弱了人們對其疫苗的信心，而世界上的許多人仍然在依賴阿斯利康的疫苗，寄希望于以此結束疫情。
數字不明
在此事之前，阿斯利康就已經被“抓包”過，在新聞稿中隱藏疫苗數據，讓其看上去更有效。
2020年11月23日，當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學宣布，其在英國和巴西臨床試驗的初步結果時，新聞稿宣稱對有癥狀的新冠病毒有70.4%的療效。12月8日，其發表了一份更全面的分析報告，重申了這一數字。
但是，這一數字僅是使用“混合”平均數得出的，其中包括了接受完整兩劑的大組（有效性為62.1%），以及一開始只注射了半劑的小組（有效性為90%）。
其中，這個半劑的小組只包括了55歲以下的樣本。這意味著，除了樣本量較小之外，90%的高有效性可能無法代表該疫苗在一般人群中的表現——這一點尤其令人擔憂，因為新冠病毒對老年人而言最為兇險。
阿斯利康似乎已經盡力提供了一個更好的有效性數字，使其疫苗可以成功達到與輝瑞和Moderna疫苗比肩的狀態。
輝瑞和Moderna都報告了近95%的疫苗有效性，而且都使用mRNA技術。而阿斯利康的疫苗則是基于黑猩猩病毒進行修改，使其攜帶指令進入人體，復制病毒的刺突蛋白，引發免疫反應。
盡管醫學專家和記者們試圖厘清部分試驗參與者最初被注射了半劑疫苗的原因，情況卻變得越來越模糊。
疫苗“背后”的人們，也試圖合理化當時發生的一切。
阿斯利康生物制藥研發部門的負責人梅內·潘加洛斯告訴媒體，半劑量是一個“有用的錯誤”，是測量錯誤的結果。但是，該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蘇博科告訴彭博社：“這不是一個錯誤。”
開發疫苗的兩位牛津大學科學家莎拉·吉爾伯特和阿德里安·希爾也都告訴媒體：“沒有錯誤。”吉爾伯特告訴《金融時報》：“并沒有在劑量上出差錯”；希爾告訴路透社，牛津大學的研究小組在給他們注射半劑量時并不知情——這一說法“完全錯誤”。
幾周后，一個更完整的故事浮現：在英國的臨床試驗中，牛津大學用于驗證合同制造商為其生產的劑量中黑猩猩病毒顆粒數量的方法出現了問題。在牛津大學的方法之下，檢測結果顯示，每只瓶子里的病毒顆粒數量是應有數量的兩倍——而制造商使用不同的方法，他們自己的檢測結果顯示，瓶子里的病毒顆粒數量是正確的。
當時牛津大學還不能夠確定哪種測量方法是正確的，又不想推遲試驗，因此，其得到了英國醫療監管機構的許可，只給志愿者使用該批疫苗的一半劑量。至于為什么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學沒有在一開始就解釋明白這一切，目前還不太清楚。
關于“半劑量試驗”的透明性問題甚至還不止這些。
路透社報道說，盡管牛津大學已經告知了開展臨床試驗的醫生這一問題，并說這是研究計劃的變更，英國醫療監管機構也已經獲悉，卻并未告知試驗對象本人接種劑量的變化。
杜倫大學法學院的醫療法教授艾瑪·凱夫說：“如果給志愿者注射的劑量變化實際上是由于失誤導致，卻對外宣稱這是研究計劃的變更，可能會違背信任的原則。”
出現接種劑量的錯誤，阿斯利康為其疫苗爭取美國批準的努力可能就付諸東流——這可能會讓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在批準疫苗的緊急使用授權時，更加不會認可在美國以外展開的臨床試驗結果。
而阿斯利康在美國的臨床試驗之所以遠遠落后于計劃，還有另一個問題——該公司早前似乎并沒有如實向外界匯報他們的進展。
9月初，英國的一名志愿者在試驗中出現嚴重的神經系統疾病——由于這中間可能存在的安全隱患，阿斯利康叫停了全球的臨床試驗。但它最初并未公開披露試驗暫停的情況，直到醫學新聞網站STAT News的記者爆出這起事故后才承認。
更糟糕的是，該公司并未將自己的試驗由于安全問題而暫停的情況告知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
STAT News的報道稱，這說明阿斯利康完全無視了監管機構的規定。為了調查可能存在的安全問題而叫停臨床試驗是常規做法，而且通常不會公開宣布。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還給了研究人員7天時間，讓他們一旦發現有嚴重安全事故的隱患，就要及時報告。
但阿斯利康應該已經意識到，對外宣稱“無事發生”的公關策略并不會減少人們對它的關注。疫情之下，全世界都將注意力集中在疫苗競賽中，而阿斯利康似乎是這場競賽早期的領跑者。
更重要的是，世界對阿斯利康疫苗的依賴程度尤其高：因為它可以在常規的冷藏溫度下保存，而且價格便宜。因此，該公司的疫苗有望在中低收入國家的接種工作中發揮關鍵作用。當時，人們還認為該疫苗能夠覆蓋約60%的美國人口。
然而，阿斯利康的首席執行官蘇博科后來向金融分析師透露，早在這場神經系統疾病的安全風波以前，該試驗就已經出現過另一個類似的問題，并被叫停過——這讓該公司的疫苗能否全面推行變得更加復雜。
該公司已經將這種狀況告知了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但沒有告訴公眾。在針對9月“疫苗試驗由于安全問題暫停”的首次公開聲明中，也沒有提及之前的問題。
盡管獨立審查委員會迅速對試驗中出現的神經系統疾病展開了調查，但目前的結論是，尚無明確證據表明，疫苗與志愿者出現的神經系統疾病相關。而短短7天后，全球多地就恢復了試驗，但在美國，試驗暫停的時間延長到了7周。監管機構已經要求牛津大學提供先前基于相同技術的疫苗試驗的更多數據。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道說，阿斯利康在一個多月之后才向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提供了這部分信息——所花的時間格外漫長。阿斯利康表示，自己也花了很大力氣才從牛津大學那里得到了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要求的數據。
但無論出于何種原因，無論再怎么拖延美國試驗的重啟過程，都無益于增強人們對該公司疫苗的信心。
歐洲的麻煩
實際上，這所有的問題都只會讓人們對阿斯利康的疫苗越來越沒有信心。出了這么多的問題，以至于在歐洲的許多地區，即便阿斯利康的疫苗是唯一的選擇，許多人也不愿意接種，許多劑量都用不完。
歐洲的許多政界人士和德國的醫藥監管機構都公開質疑過，在美國以外的地區開展的臨床試驗中是否包含了足夠多的老年人樣本，讓人們對該疫苗在65歲以上人群中的保護效力有信心——然而阿斯利康的表現并沒有讓他們滿意。
最近，又有一些歐洲國家的醫療機構叫停了該疫苗的接種，因為一小部分人在接種之后出現凝血功能異常的問題。對此，阿斯利康又不得不為自己的疫苗辯護。
歐洲醫藥管理局重申，即使凝血問題與該疫苗有關（到目前為止，并無明確證據表明二者有關），這種副作用也是極為罕見的——疫苗也仍然是安全的：不打疫苗，感染重癥新冠肺炎的風險更大，后果也嚴重得多。
但在那些叫停該疫苗的歐洲監管機構看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這里的風險評估是錯誤的：問題在于，此前阿斯利康公布其試驗結果的方式有誤，已經大大削弱了人們對該疫苗的信心，并讓人們懷疑該公司在凝血問題上給出的說法是否完全屬實。
阿斯利康總是不肯向公眾和盤托出其疫苗的全部事實，在一些商業問題上也是如此。他們稱將“在整個疫情期間”以成本價提供疫苗，而這實屬夸大其詞：《金融時報》報道稱，他們在與各國政府洽談供應時，就有權單方面宣布疫情在2021年7月前結束——而這也是該公司從未公開提及的事實。
阿斯利康可謂狀況不斷——他們在比利時的一家疫苗承包制造廠又出現生產上的問題，再次引起了歐盟官員的憤怒，因為這意味著他們將只能夠向歐盟提供承諾疫苗劑量的一小部分。
而這起事件的惡劣之處又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公司在問題出現的幾周之后才通知歐盟，稱自己需要時間來給問題定性，以便估計會帶來多大程度的影響；其次，蘇博科的說辭也激怒了歐盟官員，稱其供應合同僅表示，該公司將“盡最大努力”在約定的時間交付。
阿斯利康公司的管理層私下里也承認，公眾對新冠疫苗的關注程度幾近狂熱，一舉一動都在他們的嚴苛監督之下，這讓他們的傳統公關策略失靈——而這在以往開發常規藥物時，可能效果很好。
他們還表示自己也很沮喪——因為公司生產疫苗其實無利可圖，而且為了確保可以在全球的公平接種計劃中發揮核心作用，戰線已經拉得太長。此外，在和英國以外的媒體或政客無休無止的周旋中，他們也已經有點倦怠了。
這些來自阿斯利康的內部人士說，和人們以為的相反，該公司受到的審查似乎更加嚴格。有一些高管抱怨道，輝瑞公司宣布他們僅在2021年就能夠從疫苗中賺取150億美元時，公眾卻似乎沒有什么反應。
確實，話又說回來，輝瑞也曾經試圖夸大其臨床試驗數據，卻并沒有引發公眾的口誅筆伐。（財富中文網）
編譯：陳聰聰、楊二一
If there were a crisis line for corporate self-harm, AstraZeneca ought to be reported: the company can't seem to stop hacking away at its own credibility.
Every time the Anglo-Swedish pharma giant has seemed on the verge of a major triumph in its COVID-19 vaccine drive, it has managed to turn glory into ignominy, committing a series of largely self-inflicted blunders, or worse.
The latest example occurred on March 22 when AstraZeneca announced the long-awaited results of its large clinical trial conducted in the U.S. as well as Peru and Chile. The company said that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its results from the 32,500 person-study showed its vaccine was 79% effective in preventing coronavirus infections.
But in the early morning hours of March 23, the U.S.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NIAID) issued a highly-unusual statement saying that AstraZeneca may have used “outdated information” that “provided an incomplete view of the efficacy data.” It said it took this action after an independent panel of medical experts that works under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to help monitor the AstraZeneca trial informed the agency that it had problems with the numbers the company had used in its press release on March 22.
The language used by the independent panel, known as the Data and Safety Monitoring Board, was stark, according to a copy of the letter the board sent the company which The Washington Post obtained. “The point that is clear to the board is that the [vaccine efficacy number] .?.?. they chose to release was the most favorable for the study as opposed to the most recent and most complete. Decisions like this are what erode public trust in the scientific process,” the DSMB said according to the newspaper.
The letter indicated that the more up-to-date data showed an efficacy of between 69% and 74%, and that AstraZeneca knew this and yet chose to go with the older 79% figure.
The company says that the numbers used in its announcement were based on a “pre-specified” cut-off date of February 17. It also said that more up to date results were “consistent” with what they announced Monday. It said it was “now completing the validation of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was talking to the DSMB to share its analysis of this more up-to-date data with them, with the results to be published within 48 hours.
Some commentators have been quick to condemn the company, saying the latest snafu is inexcusable. Eric Topol, a cardiologist who is a prominent commentator on medical affairs, took to Twitter to call AstraZeneca's response to NIAID's statement "unacceptable," saying they clearly knew what the more current data indicated and that "it should not take 48 hours to sort out." Anthony Fauci, the head of NIAID, told The Washington Post that he was "shocked" by the DSMB's concerns. “The irony of this is that it’s very likely a very good vaccine, and this sort of thing does nothing but cloud the picture. I don’t think it reflects on the vaccine,” Fauci told the newspaper.
While the circumstances of each of the company’s vaccine missteps has varied, a common thread has run through them all: a perception that the company has been less than fully transparent. The widening credibility chasm facing the AstraZeneca vaccine has severely eroded confidence in a vaccine that much of the world is still depending on to help end the pandemic.
Opaque numbers
At least once before the company has been caught potentially shading its vaccine data in a press release to make its inoculation seem more effective. On November 23, when AstraZeneca and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announced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of its U.K. and Brazilian clinical trials, the press release trumpeted a 70.4% efficacy against symptomatic COVID-19. It did so again when a fuller analysis was published on December 8. But that figure was only obtained using a “blended” average that included a large group that received the planned dosing schedule of two full doses, where there was a 62.1% efficacy, and a much smaller group that had been given a half-dose initially, where the vaccine seemed to be 90% effective.
It turned out this smaller half-dose group consisted only of people younger than 55, meaning that besides being a smaller sample, there were other reasons to think that high efficacy number might not be representative of how the vaccine would perform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This was especially concerning because COVID-19 is most dangerous to older people.
It certainly looked as though the company had bent over backwards to provide a better headline number for efficacy—one that might put their vaccine at least in the same state, if not the same zip code, as the results announced a month earlier by Pfizer and Moderna for their vaccines. Both companies reported near 95% efficacy for their vaccines. Those two vaccines both use messenger RNA technology, while AstraZeneca’s vaccine is based on modifying a chimpanzee virus to carry instructions into the human body for making copies of the coronavirus’s spike protein, which then prompts an immune response.
The picture got murkier still as medical experts and reporters tried to get to the bottom of why some trial participants had been given the initial half-dose, with those behind the vaccine seemingly struggling to get their story straight. Mene Pangalos, AstraZeneca’s head of biopharmaceutical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ld reporters that the half-dose had been a “useful mistake,” the result of a measuring error. But the company’s CEO, Pascal Soriot, told Bloomberg, “it was not a mistake.” And two Oxford scientists who developed the vaccine, Sarah Gilbert and Adrian Hill, both told journalists that there hadn’t been an error. Gilbert told The Financial Times that there “wasn’t a mix-up in dosing,” while Hill told Reuters, “that is really not true” the Oxford team was unaware of the half-doses when it administered them.
Finally, after a few weeks, a fuller story emerged: there had been a problem with the method Oxford—which was running the U.K. clinical trial—used to verify the amount of chimpanzee virus particles in the doses a contract manufacturer had produced for it. This method meant the test showed twice as many virus particles as should have been in each vial, even though the manufacturer, using a different method, said its own test showed the vials contained the correct amount. Because at the time Oxford couldn’t be certain which measurement was correct, and because it didn’t want to delay the trial, it got permission from the U.K. medical regulator to just give volunteers half doses from that particular batch of vaccine. Why AstraZeneca and Oxford couldn’t have explained all this to begin with is less clear.
And these weren’t even the only transparency issues surrounding the half-dose trial. Reuters reported that while Oxford had informed the doctors running the clinical trial about the half-dose, telling them it was a planned change in the study protocol, and the U.K. medical regulator was fully informed, it hadn’t told the trial participants themselves. "Presenting the dosing variation as a planned change in the study is potentially a breach of trust if in fact the dosing resulted from an error,” Emma Cave, a professor of healthcare law at Durham University's law school, told the news agency.
The dosing confusion may hurt AstraZeneca’s efforts to obtain U.S. approval for its vaccine. The muddled results increased the chances that the FDA would not accept the results of the clinical trials conducted outside the U.S. as a basis for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for the vaccine.
And those U.S. clinical trials were far behind schedule due to another problem that stemmed from AstraZeneca’s seeming tendency to be less than fully open in its initial communication. In early September, the company paused its clinical trials around the world due to a possible safety concern: one volunteer in its U.K. study had developed a serious neurological condition. But the company did not initially disclose the pause publicly, acknowledging it only after a reporter from the medical news site STAT News broke the story.
Worse, the company had not yet informed the FDA about the safety pause, meaning the regulator was blindsided by the STAT News report. Such pauses to investigate possible safety issues are routine in clinical trials, and they are not usually announced publicly. The FDA also gives those conducting trials seven days to inform it of possible serious safety incidents.
But the company should have realized that a “business as usual” communications strategy was not going to cut it. Given the pandemic, the entire world was fixated on the race to bring COVID-19 vaccines to market, and AstraZeneca had seemed like an early front-runner. What’s more, the world was particularly dependent on the company’s vaccine: because it can be stored at normal refrigerator temperatures and because it is inexpensive, the AstraZeneca vaccine is expected to play a key role in vaccinating people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At the time, it was also thought the vaccine would be used to inoculate about 60% of the U.S. population.
The company further compounded the uproar over whether it was being fully forthcoming, when AstraZeneca CEO Soriot later revealed to financial analysts that the trial had also been paused a few months earlier for another safety concern around similar neurological symptoms. In this case, the FDA had been informed. But the public had not. Nor had the company mentioned the previous pause in its initial public statements about the September safety stop.
While the independent review board looking into the neurological symptoms quickly concluded that there was no clear evidence linking the vaccine to the neurological symptoms the volunteer experienced and trials resumed in much of the world after just seven days, in the U.S. the pause stretched out to seven weeks. The regulator had requested additional data about previous vaccine trials Oxford had conducted using the same underlying technology. CNN reported that it took AstraZeneca an unusually long amount of time to give the FDA this additional information: more than a month. AstraZeneca says it struggled to get this data from Oxford in a format that was acceptable to the FDA. Whatever the reason, the long delay in restarting the U.S. trial did not help to boost confidence in the company’s vaccine.
Trouble in Europe
In fact, all of these problems have helped to undermine confidence in AstraZeneca’s vaccine. So much so that in many parts of Europe, a lot of people have been unwilling to take the vaccine, even when it is the only one on offer and large numbers of doses have gone unused. It hasn’t helped that European politicians and the German medical regulator openly questioned whether enough older adults had been included in the non-U.S. clinical trials to have confidence in the vaccine’s efficacy for those over the age of 65.
More recently, the company has had to defend the vaccine to medical authorities in a number of European countries who paused its rollout after a small number of cases in which people developed unusual blood clotting problems. The European Medical Authority has reiterated that the vaccine is safe: even if the clotting issue is linked to the vaccine—and so far there is no clear evidence that it is—it is an extremely rare side effect. The risk of severe COVID-19 is far worse.
The European regulators who decided to pause the rollout were almost certainly getting the balance-of-risks here wrong: the problem is, because of the previous stumbles in how AstraZeneca presented its results, confidence in the vaccine had already been severely undermined and fed suspicions about whether the company was being entirely truthful about the clotting issue too.
The company’s tendency to be economical with the truth has also plagued the commercial aspects of its vaccine rollout. The company has played up the fact that it is supplying the vaccine at cost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pandemic.” But The Financial Times reported that the company’s supply with various governments gave it the right to unilaterally declare the pandemic over as early as July 2021, a fact it had never mentioned publicly.
Similarly, the company drew the ire of European Union politicians after the company encountered manufacturing issues at the plant of a contractor in Belgium that was producing the vaccine. The problem meant AstraZeneca would be able to supply the EU with only a fraction of the vaccine doses it had promised. The problems were twofold: first, it took the company weeks to notify the EU. It has said it needed time to ascertain the nature of the problem in order to get an estimate for how big the impact would be. Secondly, Soriot infuriated EU officials by pointing out that its supply contract only said the company would make its “best effort” meet its delivery schedule.
Company officials have acknowledged privately that they’ve been slow to adapt their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which might have worked well for normal drug development—for the fevered public scrutiny that has attended the coronavirus vaccines. They have also voiced frustration that the fact the company is producing its vaccine at no profit and has gone to extraordinary lengths to ensure it can play a central role in ensuring equitable vaccination access globally and yet it has the press or politicians outside the U.K. have cut it little slack.
Instead, these company insiders say, the company seems to be subjected to even closer scrutiny. Meanwhile, Pfizer has announced it will make $15 billion from its vaccine in 2021 alone and the public seems to shrug, these company executives grumble.
But then again, no one has accused Pfizer of trying to exaggerate its clinical trial 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