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視角下的疫情地圖：中美的爭與和
趙永升
2020-04-10
面對目前蔓延成全球“大流行病”（Pandemic）的“新冠”（COVID-19）疫情，相關的論文和文章已是汗牛塞屋，尤其涉及疫情下中美關系的各類選題，無論是中美政治關系抑或是中美經濟關系，都已經成為學術與媒體當下的一大熱點。在此，本文僅從他人少有涉獵的一點——中美兩國植根于的“儒學文明”與“基督文明”出發，認為對中美之“爭”與 “和”即中美兩種文明之間的矛盾統一關系的把控，乃是決定疫情背景下全球經濟最終能否走出困境的根本。
首先讓我們看一下時至今日，全球“新冠”疫情究竟有多嚴重？
根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統計，截至2020年4月10日，全球確診人數總共已有1,596,496人,全球死亡人數已達95,506人。倘若僅按全球確診人數計算，中國之外的前15個國家排序分別為：美國、西班牙、意大利、法國、德國、伊朗、英國、土耳其、比利時、瑞士、荷蘭、加拿大、巴西、葡萄牙和奧地利。
倘若將上述數據按照各國的總人口數折算成為可以比較的數據，那么不難看出，此次疫情最為嚴重的地區是歐洲大陸的南歐國家，例如意大利和西班牙，其次是歐洲大陸的西歐國家，例如德國和法國，外加正在辦理“脫歐”手續的歐洲島國英國，以及與西歐隔洋相望的美洲大國美國；而可以說已經基本成功地控制了疫情的地區，則是亞洲東部，例如中國、日本和韓國。至于中東的伊朗和非洲國家以及其他小國，由于并非本文重點，姑且不選為樣本加以分析。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由使得世界上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防疫結果各不相同，乃至相差甚遠呢？對此的解釋可謂五花八門：有人認為各國的政治體制即“政體”是主因，有人認為各國的經濟實力是關鍵，有人認為種族的傲慢是原由，不一而足。
其中在西方社會流行甚廣的說法是“政體”，即認為有些國家之所以未能控制好疫情（例如信息壓制），是由于這些國家并非是在西方人眼中的“民主國家”。相反，在這些所謂的“威權”國家里甚為流行的說法，也竟然是“政體”，即認為有些國家未能控制好疫情（例如“群體免疫”），是由于這些國家并非是在“威權”國家人眼中的“威權國家”。這兩種說法的相互敵對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后來蔓延到了學術、媒體、新媒體等各條“戰線”上，甚至發展到讓大國之間的政客們，例如總統與外交官們也紛紛加入“隔空對罵”之中來。
其實，對這種現象，若粗略而論，只需一個變量即“文明圈”即可加以全部詮釋。從上文所述疫情嚴重程度的排序中，疫情最為嚴重（或防疫效果最差）的地區是南歐國家，可以歸到“天主教文明圈”；疫情第二嚴重（或防疫效果次差）的地區是西歐和美國，可以歸到“純（或半）新教文明圈”；疫情控制最為成功的地區東亞，則可以歸到“儒學文明圈”。
南歐國家，例如意大利和西班牙是典型的“天主教”國家，這個不難理解。德國、英國和美國是“新教”國家，也是眾所眾知。只是法國，之所以將其列入“半新教”國家，是因為盡管按照信教人口統計，法國確實是一個天主教國家，但由于法國的地理位置頗為特殊——法國南部與歐洲南部國家在文化上更為接近，而法國北部與歐洲北部國家在文化上更為接近，因而將法國粗略地歸入“半新教（或半天主教）國家”之列。而亞洲東部的中國、日本和韓國，后兩者在歷史上曾經深受中國儒學文化的影響，因而將其歸入“儒學國家”之列。
至于為何在本文中使用“文明圈”——“天主教文明圈”、“純（或半）新教文明圈”和“儒學文明圈”而非“文化圈”，則是考慮到常規使用的“文化”二字內涵太窄，難以涵蓋本文所欲表達之廣、之深。進而需要淡化宗教色彩，因為畢竟經過了歐美國家那么多年的“非宗教化”或“世俗化”運動，“天主教”和“新教”之類字眼的含義也已經與最初相去甚遠。由于新教徒首先信奉“基督”，而天主教徒首先信奉“圣母”，為了與中國的“儒學文明”相對應，本文將美國歸入“基督文明”之列。
毋庸置疑，從全球經濟角度出發，中美合作對全球經濟走出困境至關重要。盡管我在之前的多篇文章中，一直主張未來世界將是由中國、美國和歐盟構成的“新三極世界”，但由于歐盟與中國之間直接沖突的利益畢竟沒有那么多，加之歐盟與美國盡管在政治、軍事主張與貿易方面摩擦不斷，但作為西方之外的我們必須承認的一個事實是最終歐美之間還是同多于異，因而本文認為在正在或即將形成的“新三極世界”中，歐盟的重要性必定排在美國和中國之后。換言之，中美兩國即“儒學文明”與“基督文明”之間的“爭”與“和”，將直接影響到疫情后尤其是疫情下的全球經濟能否最終走出困境。
那么，分別植根于“儒學文明”與“基督文明”的中美兩國，究竟能否實現真正的合作呢？現在我們國家有不少的“憤青”乃至文人學者，動輒輕言戰爭，其實很要不得。戰爭，通常不是一個國家首選的選項。當然，戰備極有必要，尤其對中國這么一個大國來說，只有做好充分的戰爭準備，才能在強大的軍事威懾力下讓潛在的敵國放棄挑起戰爭的念頭。
之所以對中美合作極為樂觀，首先是因為經濟利益其實是中美之間合作的最大驅動力。國與國之間，說穿了最為根本的還是“利益”二字。尤其在“新冠”疫情蔓延之際，且不說美國對自己的盟友日本和德國防疫物資毫不留情的“截胡”，就連德國和意大利也顧不上睦鄰友好、對瑞士的口罩等防疫物資“攔路搶劫”。倘若將未來世界設定為“三極世界”，那么這個G3或是美國、歐盟和中國；而若要將未來世界設定為“二極世界”，那么這個G2極有可能是美國和中國了。
而基于幾乎全產業鏈的相互滲透，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產業升級與進一步全球化，中美兩國經濟之間的“依賴度”日益加大，以至于到一定的時間節點將達到密不可分的程度。中國的一位高官當時以“夫妻”來比喻中美關系，曾經在國內引起熱議。但我認為這個比喻不甚恰當，倒覺得若將美國比成“鄰村的兄弟”似乎更為妥當——我們姑且將太平洋視為本村與鄰村之間的“界湖”，平日為了爭田爭地、爭山爭水，兩個村之間的械斗并不少見，但遠未到要將鄰村的人全置于死地的地步，畢竟如果本村萬一著了火，還指著鄰村的人過來幫著滅火。若兩個村的實力到了勢均力敵之時，兩個村之間的“界湖”恐怕也只能“劃湖而治”方可太平了。
其次是中美兩國植根于的“儒學文明”與“基督文明”其實并無大的沖突。“儒學文明”盡管有分支，例如中國文化、日本文化、韓國文化、新加坡文化等，但共性都具有政府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必要時國家有能力進行強力介入，集體主義大于個人主義、在必要時民眾會為了族群或國家的整體利益而心甘情愿地犧牲個人的利益，以及整個社會具有極強和極快的執行力等特征。而“基督文明”則具有政府扮演著次要的角色、國家難以進行強力介入，個人主義大于集體主義、民眾難以為了族群或國家的整體利益而心甘情愿地犧牲個人的利益，以及整個社會缺乏極強和極快的執行力等特征。
然而，這些差別其實都僅僅屬于一個社會治理的具體方法而已，并非根本性的沖突。無論是“儒學文明”還是“基督文明”，其實都屬于開放型與寬容型的文明，盡管二者殊途同歸——儒學文明從一開始即是如此，而基督文明后來經過宗教改革、文藝復興與思想啟蒙之后才達到這一步。
總之，世界各國防疫結果的差異并非由于“政體”等不同所致，其實單一變量即“文明圈”即可詮釋。從全球經濟角度出發，中美合作對全球經濟走出困境至關重要。中美兩國對兩種文明之間的矛盾統一關系能否恰當地加以把控，將直接影響到疫情后尤其是疫情下的全球經濟能否最終走出困境。由于經濟利益其實是中美之間合作的最大驅動力，加之兩國植根于的“儒學文明”與“基督文明”其實并無大的沖突，所以在此對中美合作持樂觀態度。（財富中文網）
本文作者趙永升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金融學）教授，法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法國全法中國法律與經濟協會副會長，財富中文網的專欄作家。
注：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財富中文網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