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令人反思：是否應控制大城市人口密度？
Joel Kotkin
2020-04-05
美國的資深城市規劃人士曾經預測，新千年將會因未來超密集、超大規模，以及大都會城市而變得更加美好。然而，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即使在新冠病毒來襲之前，美國人口和經濟的趨勢也都在朝著完全相反的方向發展。我們最大的城市：紐約、洛杉磯和芝加哥，在2018年都出現了人口的流失。
對于冠狀病毒全世界大流行的影響，現在下判斷可能還為時過早。但是很明顯，至少到目前為止，最大量的病例和死亡數都集中在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心地帶，尤其是武漢、米蘭、西雅圖、馬德里和紐約市。這場危機讓世界重新思考固有的觀念，也就是城市是人口越密集越好嗎？
不幸的是，使紐約這樣的大都市變得如此獨特和吸引人之處，也恰恰是危險的地方。密集的人群、繁忙的公共交通、眾多俱樂部，以及數不勝數的文化場所，為病原體的傳播創造了完美的條件。相比之下，在愛荷華州或俄克拉荷馬州等城市化程度較低的州，感染率要低得多。衛生專業人士把這種低感染率歸因于大大減少的人口擁擠程度和不必要的人為接觸。
瘟疫的威脅貫穿于整個城市的發展歷史。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指出，城市終有一天會不可避免地遭遇病原體，而城市本身先天就是個“不健康的地方”。即使在古代的羅馬、亞歷山大以及后來文藝復興時期的大城市，瘟疫也屢屢摧毀城市人口。
就像他們的現代翻版，紐約的有錢人一樣，這些古代城市的富人此時也逃到了他們在鄉村的莊園，希望能在那里把最壞的日子熬過去。至于普通人，等待他們的或許只有生病或死亡。
像9/11之后的紐約一樣，受到創傷的城市最終會設法治愈回歸。科技可能會起到作用。過去，如果有人想在全國乃至全世界的舞臺上展露頭角，城市就是他不得不去的地方。但是，隨著網絡化經濟的日益發展，公司和個人可以遠離傳統的城市中心開展業務。
數字經濟使許多年輕人和大公司轉移了自己的總部。正如我主導的《核心地帶展望》報道的那樣，他們正在遷往更便宜的城區，像達拉斯/沃思堡、納什維、奧斯丁、奧蘭多和哥倫布。
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工人，包括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工人，可能會選擇遷至成本較低且負擔較輕的地方。如果他們有孩子，在當今許多大城市的公立學校質量和公共安全頗受詬病的情況下，他們也可能會考慮搬遷。無論如何，正如一些城市主義者所言，房子的重要性并沒有降低：它不僅僅是是日常生活的避風港，也是工作的地方。
據GlobalWorkplaceAnalytics.com顯示的數據，在冠狀病毒爆發之前，受雇員工的遠程工作量在過去的15年中增長了173％。而根據我合伙運營的網站NewGeography.com上的政策摘要，當大多數主要城市乘坐公交和自己駕車的人數下降時，遠程辦公就在增加。
遠程辦公為新型的分散式城市體驗奠定了基礎。已故的城市設計師威廉.邁克爾將其稱為“由點滴組成的城市”。這不是一個通過物理空間，而是通過網絡空間連接在一起的社區。它將大學校園、農莊、繁華的城市與小城鎮都連接成一體。
我們最終看到的可能不是像勒·柯布西耶預言的那種玻璃摩天大樓林立，公園眾多的輻射狀城市，而是更接近于弗蘭克·勞埃德·賴特的離散城市理論所描述的那種城市中心：向遠處盡情延展的低層私人住宅群，由公路和互聯網連接成一體。我們可能會因此失去那種活力四射城市的某些刺激，但也會創造出一種更安全，更快樂的生活方式。
喬爾·科特金是查普曼大學（Chapman University）的城市未來首席研究員，城市改革學院（Urban Reform Institute）執行主任，也是《核心地帶展望》（Heartland Forward）高級研究員。他的下一本書《新封建制度的到來：對全球中產階級的警告》將于5月出版。
譯者：晨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