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甚至沒有注意到進入公司的人輕輕將臉向旁邊看去，門就開了。大約在三年前，同樣在距離幾條街之外的中關村，一些具有前瞻性的投資機構開始試驗人臉識別進入辦公室，在尷尬地多次刷臉無果后，一位工作人員只能讓前臺為我開門。

現在，我被帶到清華科技園19層。進入一家頂尖的人工智能公司的封閉實驗室之前，自然使人聯想一些充滿科技未來感的場景：巨大的機器蟻穴、人類骨骼模型或者隨時能夠和工程師對話的機器人。

但眼前這些都沒有。

正在午休的工程師們睡眼惺忪，他們的桌子上擺放了一個人頭模型。一旁的工程師告訴我，這個人頭模型是用來做人臉識別實驗，僅此而已。這里和普通的辦公室沒有任何區別，感覺仿佛一下子讓人從《西部世界》中回到現實。

這里可能是決定全球人工智能未來的場所之一。它屬于一家全球估值最高的人工智能公司，起碼在2016年之前，這個公司的名字只在投資人和學界人士口中傳播。但在2016年后，它迅速成為全球估值最高的人工智能公司。盡管有一些言論認為，它估值虛高，不過這家公司也不做反駁，就像什么都沒發生過。

人工智能給社會帶來的變化就發生在身邊。更現實地說，在中國如果你是一名守法的公民，會享受到人工智能帶來的各種便利，就像生活在“未來世界”，聲音和臉部圖像已經開始用來識別你的身份；如果你是一名罪犯，則像生活在《1984》描述的場景中，同樣的技術會讓你無處藏身。

這兩個平行世界背后，有同一個交叉點——一位37歲的創業者，領導同一個團隊，花費4年時間讓這些變化在我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成為現實。

預言家們再次拿出了那個比喻：人工智能是蒸汽機、火車、互聯網之后出現的機械齒輪，這種技術必將改變人類歷史的發明。樂觀者看來，人工智能會帶來源源不斷的財富，會改變政治結構，會催生新的生產力；悲觀者看來，人工智能只不過是創業公司們編造的謊言，為資本市場講述的一個個故事，用以完成兇險的實驗。

不可否認的是，無論在悲觀者或樂觀者的投資者眼中，如今商湯科技已經成為資本最為推崇的人工智能公司。在幾輪融資過后，其估價達45億美元。（最近有投資人告訴我，它的估值如今已經達到60億美元，相當于2015年滴滴與快的合并后的公司估值。）

徐立和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湯曉鷗在2014年創辦了這家公司。在2018年的《財富》40位40歲以下商業精英中徐立排在Airbnb創始人布萊恩切斯基之后，排在字節跳動公司首席執行官張一鳴之前，盡管商湯科技的商業估值不足字節跳動的十分之一。

放在科技創業圈，37歲的徐立并不典型。和2000年前后中國互聯網起步時的第一代相比，他缺乏馬云、張朝陽的張揚和十足個性；與互聯網向線下擴張的第二代相比，他不如滴滴創始人程維、美團創始人王興那樣野心昭然——通過快速融資、快速燒錢獲得市場和壟斷地位。徐立要創業時，最好的創業時代已經結束，身邊早已巨頭林立。但是另一個激蕩波動人心的時代卻又在眼前，一種神秘而不可逆的力量推動他創造了一家同樣炙手可熱的公司，其風頭之勁完全不啻于之前諸位。

在徐立的故事里，你可以看到一家年輕公司如何在4年中成為全球估值最高的人工智能公司。

穿過外界想象中的光環，忘掉那些英雄史詩里才有的偶然與巧合，假設能力與機遇的完美碰撞的機會比比皆是，這個故事展現的是合適的人擁有了正確的技術，如何勢不可擋地迭代，如何在一個風口上被輿論無限拔高，又如何借力新商業模型在現實中落地。

上海黃浦江上，一條貨輪漂過。這里是中國最重要的港口之一，科技似乎從來與這座城市關系不大，貿易讓上海繁榮。

我入住酒店時，旁邊一個iPad大小機器，它的一側支出一只攝像頭。這種簡陋的設備并不美觀，很難想象它和人工智能有什么關系。我需要把身份證放在機器上，同時眼睛看向攝像頭，完成身份識別。一旁的酒店人員告訴我，這臺機器和公安系統聯網。

這種現象無處不在。安防已經成為人工智能重要的市場之一：成都雙流機場已經完成了人臉識別試驗；北京南部即將投入使用的亞洲最大的大興國際機場也使用了這項技術，并且有可能完成人臉與物品的機器識別；面部識別已經成為手機廠商們的標配，年輕人們也已經適應了諸如抖音等短視頻應用上的瘦腿、美顏等特效技術。并非巧合的是，背后的提供商都來自同一家公司——商湯。

這些都讓人好奇，而我即將見到創造和改變這些現實的最重要人。

徐立在安靜地等待電梯。從外表看他身材不高，穿著藍色T恤，留著分頭，戴一副金絲邊眼鏡，背著皮質棕色雙肩包。單純看上去他甚至有些木訥，說起話來語速很快，并且有著80后獨特的幽默——我見到徐立的幾周前，他接受中國財經媒體人吳曉波的視頻訪談，吳曉波問他，人工智能會不會讓人失業？他回答：那要看這些人和我們的關系好不好。

我們首先從三個人的名字談起。《財富》雜志把三位科學家稱為人工智能“加拿大黑手黨”：第一位是杰夫·欣頓，這位71歲高齡的英國人在多倫多大學任教，是深度學習領域的先驅，而這一領域業已成為人工智能的代名詞；第二位是一位名為楊立昆的58歲法國人，上個世紀80年代曾在欣頓的實驗室工作，如今是Facebook的首席人工智能科學家；第三位是55歲的約書亞·本吉奧，出生于巴黎，成長于蒙特利爾，如今在蒙特利爾大學執教。

“杰夫·欣頓是一位紳士。”徐立說自己曾經在各種論壇會議上陸陸續續見過此三人，但并未真正與他們聊過。“他們創立了學術上的一些思想，但在工業級的應用一直沒有很火。”一談到學術與應用，顯然引起了徐立的興趣。

說到興奮處，他在桌子上憑空畫了一條線。“你瞧，這一條線是科技的發展。”然后他立刻反問我：“我們如何去定義一個時代？”

大約在2秒鐘后，他自己開始解釋：“如果去查時代這個詞，都說政治、經濟、文化定義的一個東西叫時代。但是鐵器時代、蒸汽時代、電氣時代、甚至信息時代，所有時代都與跟政治、經濟、文化無關。只跟科技有關。”

接著，他又憑空畫了一條線。“這一條線是工業發展。”他說：科技和工業發展始終并行。但什么時候這兩條線產生交集？”

徐立提出一個自己創造的概念：工業紅線。在過去的60年里，人工智能很難跨越這條工業紅線，即沒有提高生產效率。他的觀點是，科技總是漸進式的發展，而工業一定需要跨越式的發展。

現實正是如此。1956年的夏天，一場在美國達特茅斯大學召開的學術會議，多年以后被認定為全球人工智能研究的起點。1997年IBM的超級計算機深藍曾經戰勝國際象棋世界冠軍卡斯帕羅夫，當時人們認為這證明了計算機的力量，但用戶也并不知道這與自己能有什么關系。

直到2009年杰夫·欣頓以及他兩個研究生，將神經網絡應用于語音的聲學建模，在小詞匯量連續語音識別數據庫上，獲得了語音識別競賽勝利，這種方法被應用于谷歌安卓手機上，用戶才稍稍對人工智能有所感知。

徐立覺得現在起碼一些領域人工智能已經跨越了那條“工業紅線”。無處不在的人臉識別支付已經成為現實；手機上的雙攝像頭拍攝成為標配，數碼相機的地位岌岌可危；甚至記者們的工作即將被機器人取代。

但人工智能也并非我們想象的那樣無所不能。曾經有一家公司找到商湯，想要提高流水線上的良品率，但徐立聽完他們要解決的問題后，表示商湯做不到。原因在于，人工智能并不能改變整個生產流程，而某個環節的生產流程，人類的效率遠比人工智能要高的多。

另外，正如在所有人都急切盼望人工智能能夠全面改變的醫療領域，徐立覺得如果可能需要20年的時間才能真正讓機器為人類看病。“你可以看到大量的人工智能技術，都過不了工業紅線。”

“現在這個時代是科技漸進式發展后，工業跳躍式發展的那個時期嗎？”我問。

“對。”他的手指向兩條線的交匯處。

關于徐立和商湯的一切都要從深夜的一個電話說起。2014年年中的一天，徐立身在香港，一位同學邀請他見面，“順便”看一家公司。

當徐立進入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湯曉鷗準備創業的辦公室，他看到的是一個沒有電話、沒有工位的辦公地，“和皮包公司差不多”。

湯曉鷗教授并沒有急于說服徐立加入，而是講了自己的香港故事。

1997年，湯曉鷗來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他發現香港招不到最優秀的學生。一直以來，香港頂尖學生追求去美國讀書，而香港的教授們則想要盡量讓學生多在自己身邊做研究。往往這種研究工作長達數年，所以多數優秀的學生在1年后就選擇離開。在當時的香港學界，教授與學生的矛盾沖突明顯。

湯曉鷗找到了癥結：學生要去美國，那自己就做學生最有利的跳板。他也有自己的原則：第一，來到這里的學生一定要有強烈的愿望申請名校，我的實驗室只送你去全球前四學校；第二，你自己真的要足夠勤奮。

概括來說，湯曉鷗的宗旨是，盡快送學生到自己想要就讀的名校。

此后，湯曉鷗的學生一一被麻省理工、斯坦福等名校錄取，而他自己的回報則是：清華大學前幾名的學生都會想到湯曉鷗教授的多媒體實驗室學習。這些中國最聰明的學生知道，來到多媒體實驗室后，鍍金、跳板，完成去美國繼續深造的夢想。

這種狀態持續一段時間后，一些學生逐漸發現，自己去了全球前三的學校后，最后的歸宿也是諸如Google、Facebook、微軟等公司就業，在湯曉鷗這里讀博后也可以被這些公司招募。歸宿相同，不如就繼續在此畢業。這也讓湯曉鷗教授擁有人工智能最廣泛的學生群體。實際上，至今商湯的許多中層人才都是他的學生，這些人曾經在Facebook、谷歌、微軟工作，最終回到商湯。

聽完這個故事，徐立覺得湯曉鷗是一名既有目標，又有策略的人。“從這點來說，他不像一名教授。”這也讓徐立與湯曉鷗達成共識——他們并不想做高高在上的技術，而要把這種技術轉化成商業和生產力。

不久后，徐立遭到了妻子的反對。妻子讓他問湯老師：作為兩個孩子的父親，你適合創業嗎？

徐立真的打電話問了。湯曉鷗回答：“適合。”直到后來的一次年會上，湯曉鷗回憶起這個電話時才坦白，其實心里想的是“不適合”。

與滴滴、美團這樣的直接面對用戶的公司不同，商湯早期的行業競爭并不明顯。因為人工智能并沒有火熱，他們能做的事情只有進行研究和發布論文。公司成立前的2011到2013年間，全球頂級計算機視覺學術會議上，有關深度學習的文章共29篇，其中14篇是來自于商湯，幾乎占了一半。

商湯當時最有野心的計劃是壟斷人才。徐立相信長板理論。他認為既然商湯已經有了人才和研究的長板，接著要做的就是繼續不斷加強長度和壁壘，直到別人發現這塊長板再也無法超越。他用了一個比喻：逃逸速度。“想要徹底擺脫競爭對手，必須達到逃逸速度。”

徐立和湯曉鷗在這一點上達成高度一致：人工智能就像兩個國家下圍棋，比拼的只是全國智慧最高的三個人的力量。同樣，改變世界也不需要那么多人，只是少數一兩個人的事情。

這一點讓商湯奠定了后來的基礎。國際計算機視覺與模式識別大會 (CVPR) 是計算機視覺領域的頂級學術會議，在大會上發表的論文被公認為代表了該領域科技發展的最高水平。2017年商湯科技與香港中大聯合實驗室共發表了23篇論文，超過了以人工智能技術著稱的科技巨頭Google (21篇)和Facebook(7篇)，直到2018年Google才以45篇論文的成績超過商湯的44篇。

時至今日，人工智能已經不可避免地成為中美兩個科技大國之間的博弈點。一些人認為，中國在科技上從沒有領先過美國，但這種形勢可能在人工智能時代發生變化。

卡內基梅隆計算機科學院院長安德魯·摩爾就指出，在2018年提交給大型人工智能會議的論文，50%都來自于中國，而在十年前，這個數據是 5%。2017年中國的 AI 初創公司在全球人工智能領域的融資中，所占的比例為驚人的 48％。按照商湯的統計，在創業后的3年，這家公司在頂級視覺會議上發表的論文數量已經超過麻省理工和斯坦福大學。

但這并不意味著商業上的成功，任何一個公司都經歷過多災多難的痛苦時刻。

徐冰有著與自己年齡不符的成熟。他背起高高的頭發，穿著長款大衣，有一名助理隨時提醒時間安排。他說話時成熟、老練，或許與曾經擔任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主席一職有關。

徐冰的特殊之處在于，他是創始團隊中唯一不負責技術的聯合創始人。他一年四分之一的時間在飛機上度過，時間被秘書精確分配到每個小時，平均一年要見超過100位投資人。他每天早上七點開始電話會議，與投資人和被投公司見面，這種見面有時候會持續到晚上九點，十一點到十二點的時間屬于公司核心高管，這是公司討論戰略的最佳時間，這種狀態已經持續四年。

另外，徐冰需要“被人投資”與“投資別人”之間快速完成身份的轉化——他即負責商湯的融資工作，也負責對外投資。從公司成立之初，商湯的融資工作大多由徐冰完成。

“有人說商湯是融資機器，你怎么看？”我問他。

“商湯是融資能力非常強的公司，這里面是有原因的。”他回答。

接著，一連串的數字從徐冰嘴里噴涌而出。他的例子是，諸如監控安防類型公司，海康、大華，已經成為非常大的上市公司，海康公司市值最高達到3千億人民幣，大華最高時也有1千多億人民幣市值，但他們身處的監控攝像頭的市場每年增量只是10%到15%。但AI產業整個市場每年100%的增長速度。“今年市場是10億，明年是30億，后年90億，再后年可能是200億，這樣曲線增長的市場。”

單純看到商湯的投資者清單，IDG、淡馬錫、阿里巴巴悉數在列。很難想象，如今光鮮的商湯科技，在2014年左右卻迎來至暗時刻。

IDG是商湯早期的投資人之一。當時這家投資機構派出牛奎光和周全對商湯進行研究，牛奎光畢業于清華大學計算機系，他知道論文對于這個行業的重要性。IDG從基本理論判斷，湯曉鷗的多媒體實驗室從2001年開始研究深度學習，是最早做深度學習的華人團隊。

2011到2013年深度學習剛剛開始發光發熱的三年，全球29篇深度學習的論文有14篇是商湯一個團隊發表。在看到論文數量后后IDG決定投資商湯，為公司估值2億美金，連創始團隊都覺得這個估值挺不可思議。徐冰說當時“什么都沒有，公司都沒注冊。”

另外一名和IDG同期想要投資的人說：當時我們沒有完全看懂，他們確實有很多論文，但這看上去并不是一家公司。

隨后商湯便陷入了融資僵局。融到錢后，2014年、2015年商湯做了兩件事情沒有人理解，他們把錢花在了招聘大量博士、教授上；同時花大筆的錢購買硬件，建超級計算平臺。——這正是徐立早期的人才壟斷和計算壟斷的想法。根據徐冰的說法，商湯的單精度總算力已經超過了國家超級計算無錫中心的超級計算機“太湖之光”。

早期來看，商湯確實是不計成本地投資基礎設施。在那個時間點上，商湯一直找投資人，希望投資人給更多的錢，可以建更多、建更快的超級計算平臺。

當時商湯看到市場上知道怎么做深度學習的人就只有那么多，想把他們都招進公司，思路簡單粗暴，籠絡這些人才后，別家就無人可招，無法與商湯競爭。徐冰的任務是找到投資人再給商湯更多的錢。即使在那時候一些大的科技公司都不會有這樣的預算買GPU建超算。

不久后資本寒冬讓投資人們噤若寒蟬。徐冰和投資人講超級計算機，投資人反問：“你們是在做研究院還是在做公司？”

讓所有人沒想到的是，資本暫時退場后，救了商湯的是一名曾經的演員。

作為一名投資人，任泉認為人工智能在10年周期上是絕對不可逆的趨勢，一定會有下一個BAT級別的企業出現。在他看來商湯在學術研究上已經有這樣的征兆，沒有人可以在學術研究上與之對抗，即便全球肯定有，也是諸如Google、facebook這樣的全球對手。

按照徐冰的說法，任泉的投資給商湯送來一筆雪中送炭的資金，沒有這筆錢，就不會有商湯這家公司。

商湯的商業化進程在2015年左右就已經開始。彼時中國政府意識到手機實名制的重要性。于是全球最大運營商啟動了一場涉及3億人的手機實名制運動。當時情況是，由于已有3億張已經被售出手機卡沒有實名注冊，想要讓已經獲得手機卡的用戶到線下營業廳重新遞交身份證簡直是不可能實現的事，而如果沒有進行實名認證，手機卡將面臨停機風險。

人臉和文字識別這時候發揮了作用。過去一切需要去營業廳辦理的流程，都可以在手機上完成，3億人打開手機、拍照，和身份證上的自己的照片完成比對。除去人臉識別外，中國移動還要求對身份證上的漢字進行識別，這顯然增加了難度。

那時商湯雖然已有深度學習的引擎，但沒有身份證照片，導致沒有數據訓練，很難把文字識別的算法做出來。中移動的數據為商湯提供了基礎訓練，在拿到一批數據后，大概用了兩三個月時間把文字識別算法的精度連續從70%提升到80%，后來超過90%，這時候去測試比行業第二名高了20%。

這個實驗讓商湯印證了一件事：公司在擁有一個深度學習引擎后，只要提供大量的數據訓練，就能在短時間內提供優秀的識別率，無論文字還是人臉都是這樣。這個項目也給中國移動留下深刻印象，在中移動的潛意識里，這件事很難成功。

從另一層面來說，這場涉及3億人的實名制運動，也讓中國用戶第一次體驗到人臉識別。當然，這也為商湯帶來了巨大的商業利益。商湯與中國移動的合作從2015年開始探討，2016年簽約。徐冰說這是一筆非常大的合同，此后的2017年、2018年都有巨大的合同，連續幾年中國移動都是商湯的大客戶。

而此后中國人工智能公司們開始享受一種名為“AlphaGo”現象，谷歌引爆了全球對人工智能的熱情，同時推高了所有人工智能公司的估值。

徐立把這種現場稱為金融革命與資本革命。當技術突破工業紅線后，資本立即跟上，兩者協同。而此后商湯的融資則逐漸順利。

高通投資的負責人沈勁給我講了另外一個故事。當時，高通發現自己的客戶vivo、OPPO、小米都在不遺余力的投入人臉雙攝像頭的研發工作，而它們的合作伙伴則是一家名不見經傳、名為商湯科技的公司。這讓沈勁發生了興趣。他發現，技術之外，商湯具有很強的商業化能力，即能夠真正簽單、賺錢，隨后決定投資。在完成C+輪融資時，商湯曾聲稱，2017年公司已實現全面盈利，業務營收連續三年保持400%同比增長，2018主營業務合同收入同比增長10多倍。

上海郊區的滴水湖是一片等待開發的土地。很難想象在距離上海市中心一個小時車程外，有這樣一片空曠的土地，大型工程機械在泥濘的土地上不停工作，已經建好的道路平整而干凈。這里極少有車輛通過，想要打到出租車都并不容易。

上海市政府想要把這里打造成一座“無人系統”試驗場。去年5月，這里啟動了陸、海、空無人系統綜合示范區建設。政府的一期規劃是，臨港示范區將建設總長4.7公里的無人駕駛封閉測試道路。在外界看來，這是上海想成為無人系統產業主導的一次重要投入。

一輛林肯轎車和本田轎車就停在路旁。“你是第一個坐上我們無人車的媒體。”一旁的工作人員提醒我，汽車外觀可以拍照，但內部的拍照行為被嚴格禁止。

這輛被改裝過的林肯轎車看上去頗具科技感，雷達和微距測試儀器安裝在汽車周邊。我坐上了副駕駛的座位，前面有一臺電腦實時記錄測試數據。

“我們會把一些參數調整的敏感一點，這樣就不會撞到人。”坐在后排的工程師說。而我的感受是，這些數據可能過于敏感，當我們的車前方大約還有10米處有障礙物時，林肯車抖動了一下，遠遠避開了障礙，繼續前進。

在這段2公里、僅有一個紅綠燈的路段上，你可以明顯感受到自動駕駛和人類駕駛的區別——自動駕駛的行為更像執行一個命令，而人為駕駛則要緩和許多。當前方剛剛出現一個黃燈時，林肯車選擇立即停了下來，如果是人為駕駛，我想大多數人會選擇沖過去。

對于無人駕駛，商湯的目標是在2025年左右和本田一起推出可量產的自動駕駛系統。

實際上，商湯一直強調自己并不是一家只會人臉識別的公司。他們希望自己成為一家提供底層智能工具的公司，或者說，他們希望自己成為一個“發電廠”，至于哪個行業需要電力，則由自己說了算。徐冰的話佐證了這一說法。“垂直行業里任務就是使用好人工智能這個技術，而不是做人工智能技術。”商湯只想提供技術或者直接投資這些企業。

但在諸如無人駕駛這些重點行業，商湯還是希望親力親為，畢竟這是一個跨越“從無到有”的市場。按照商湯現在的計劃，這些親力親為的行業有大約有18個，包括智能手機、互聯網娛樂和汽車、金融等等。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些都是利潤豐厚，又急待提高效率的行業。

徐立的第一次關于自己身份的確認來自于學生時代。他出生在上海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小學時候，由于父親從事一些電腦服務工作的創業，后來加入富士施樂，繁忙的工作讓父親無暇顧及徐立，這也導致他處于無人管理狀態。他說自己如今的幼兒園、小學、中學都被拆掉了。“從這點來說，我還是挺厲害的。”

從小學開始，徐立就想要挑戰權威。他一直懷疑“萬有引力”的正確性。老師告訴徐立，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是愛因斯坦相對論在宏觀世界的解釋，它們是一致的。徐立卻認為，根本不存在萬有引力，這一定律只是為了計算的實用理論；他小時候一直覺得語文是一門很難的學科，原因在于對于作者的理解不盡相同，老師總想用教程中的理解告訴徐立，徐立卻并不認同。他會懷疑《紅樓夢》中賈雨村名字的隱喻，也會認為魯迅的一些寫作并非老師所教的意思，用他的話說“我只拿我認可的部分。”

他所在的初中并不知名。在這所中學能夠進入普通高中學習的同學都不多，至今的聚會徐立依舊可以見到中學同學從事廚師、保安等形形色色職業，而徐立想要進入重點高中。

徐立的辦法是參加各種競賽。在初中時代，他參加了數學競賽、物理競賽甚至即使他寫字并不好看，也依舊報名參加了書法比賽。現在回想起來他會用“大數定律”來解釋這種做法——參加競賽越多，越有可能獲獎。

幸運的和努力的結果是他在上海市物理競賽中獲獎，并由此進入復旦附中理科實驗班。但不久后就遭遇打擊：班主任找他談話，認為全班只有徐立一個人是來自普通初中，希望他能夠去普通班學習。

徐立樂觀地接受了老師的建議。但在一年后的期末考試后，他排在全年級第11名。“只要是自己想做的，總能找到一條路去把它做好。”這是他的總結。

我和徐立的談話談到了唐駿。這位曾經的微軟中國總裁因為偽造學歷，被公眾發現后尷尬收場。徐立并不認為他是個徹頭徹尾的騙子。在大學時期他聽到了唐駿的演講，唐駿講述了自己為了爭取一個去日本留學的機會，騎著自行車每天去找相關領導，見面后只說一句：領導好。他每天都在做著同樣的事情，每天與領導打2次招呼，最終那位領導說：給你、給你，名額給你。

他把唐駿的故事講給了商湯的銷售人員。有時候銷售人員會遭遇丟單情況，徐立告訴他們，沒事，繼續去拜訪客戶。甚至徐立告訴銷售具體的辦法，每天去問好，不要打擾別人，向別人匯報公司進展，不必提任何銷售需求。

徐立從唐駿的故事中找到了共鳴。這些和他的中學時代極其相似——如果有一個目標，總能找到一條路徑實現。

徐立依舊在學習如何變成一名合格的管理者。雖然他用批評的眼光看待機場管理學書籍，但也試圖從中尋找營養，他會查閱這些書籍的目錄和資料來源，從更經典的管理學書籍中總結方法。他說這是自己閱讀論文時的習慣。

他認同彼得德魯克的觀點——只有本地培養出來的人才，才能解決本地問題。他自己也總結出了一條規律：所有具象的行動，歸根結底都是抽象的企業文化驅動。

商湯的企業文化形成，帶有明顯的學院派特點。幾乎所有高管都曾經是溫和的研究人員、學者，這種天然的溫和，有人擔心這種天然的溫和讓商湯缺乏狼性氣質。但在商湯內部，他們倡導一種“黑羊”文化，即“溫和的狼性”。

成都雙流機場是中國西南部最大的航空樞紐，每年有約5000萬人次從這里飛向世界各地。依靠人工識別比對證件，讓這座機場的安檢人員需要每個小時進行輪播換崗。為了提高通勤效率，機場管理者想要從人臉識別中找到答案。

2017年10月左右，在一次重慶的航空展會上，雙流機場遇到了商湯的商務人員。當時，商湯的人臉識別技術已經在酒店應用，雙流機場希望商湯能夠試一試將這種設備應用在機場安檢通道。和酒店的應用場景完全不同，機場需要更快速、更準確的人臉識別。

更具有挑戰的是，當時已經有另外一家AI公司和雙流機場有了合作意向——它需要從另一家公司手中搶單。

是否能夠搶單成功，商湯心里也沒有底。初步接洽后，依據需求商湯在產品的算法及硬件層均進行升級，設計出專為機場安檢場景定制的身份驗證一體機，幾天后與機場安檢系統完成對接，放入雙流T2一條旅客通道進行實戰測試。在兩周密集測試結束后，最為關鍵的幾個技術指標，商湯拿出了有說服力的數字。人證比對準確率在當時即可能夠達到98%以上，幾乎沒有誤識率，大大超過人眼辨識安檢的水準；相較酒店場景，機場安檢定制版的設備識別反應速度更快。

在2018年春運前，雙流機場開始啟用人臉識別技術，結果是安檢人員疲勞度下降，而通勤速度提高了一倍。

一個有趣的細節是，由于2017年年底雙流機場的預算已經用完，商湯和雙流機場達成了另一種協議：雙流機場的人臉識別設備上，印上了“商湯”兩個字，用宣傳作用當做設備購買費用。

不過，好在新的一年雙流機場和商湯簽了真金白銀的購買協議。雙流也成為第一個將人臉識別應用在安檢通道的機場。以至于后來北京國際機場T2航站樓現在正在測試一條完全無人的安檢通道，供應商也是商湯。

商湯一直保持著一種研究院氣質。這家公司有三個主要職能部門：研究院、工程和產品部、銷售部。師兄、師弟的關系在這里屢見不鮮。包括徐冰在內的眾多高管都是湯曉鷗的學生，研究院的院長王曉剛是香港中文大學的教授，副院長林達華也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副教授，包括湯曉鷗本人至今也是老師。甚至這家公司還保持著每過一段時間，核心員工一起閱讀學術論文的習慣。

雖然師兄、師姐的關系一方面讓同事之間更具認同感，但工作的關系讓這些人又保持敬畏。這家公司有著嚴格的回報流程，徐冰的師姐、曾經蘋果的工程師戴娟說：“公司不是一個家族企業，這是一個正規軍的公司。”

學院派公司的另一個特點是，公司上下都要求堅持原創，反對任何抄襲行為。湯曉鷗主編了一本名為《人工智能基礎（高中版）》的書籍，在上海的一些中學，這部教材已經成為選修課程，當然它也為商湯進入教育領域進行了拓展。

徐立篤信生產力的變化導致時代發生變化，而科技是生產力變化的主要原因，但最終完成這一切的將是“商業”這一古老的形態。而一切都是時間問題，他需要找到一個用技術切入工業的最佳時間點，然后一點點讓這些技術變成現實，這將是一個緩慢而連續的過程。

徐立迷金庸，想成為“楊過”那樣的人物。他覺得楊過有領袖氣質，能夠說服別人和自己向同一個目標前進，甚至可以影響敵人。他認為這種素質對于一名企業家而言至關重要。

采訪即將結束，我們談到歷史和人類進程的關系。一個牽扯到哲學的問題吸引了徐立的興趣：到底是英雄改變歷史？還是歷史成就英雄？徐立再次把賭注押在人的力量上，他相信一個人、或者一批人的義無反顧會縮短歷史進程。

如果你認識徐立三天，會覺得他是一個規矩的學生、小心的丈夫和謹慎的企業家；如果放大時間尺度，你會發現同樣的徐立也會有義無反顧的瞬間。我想起他講的一個自己的故事：大學即將畢業時，徐立決定放縱一把，橫渡了上海交大思源湖。“那個湖平時扔雜物進去也要罰款，現在我把自己扔了進去。”（財富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