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9年與他人共同創立這家開創性的云計算公司以來，貝尼奧夫經歷了數次經濟衰退。但如果貝尼奧夫棋輸一著，那么賽富時就會陷入困境。圖片來源：CHRISTIE HEMM KLOK

賽富時（Salesforce）的聯合創始人及首席執行官馬克·貝尼奧夫（Marc Benioff）在最近幾個月內接連受到打擊。首先，激進投資者指責他高價收購Slack，并要求Slack的員工提高工作效率。隨后，貝尼奧夫的員工也開始猛烈抨擊：在大約8,000名員工于今年1月被解雇后，許多留下來的員工在Slack（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貝尼奧夫高價收購了Slack）上抱怨說，該公司的煽情文化只是一個幌子。

“我愿意接受各式批評、中傷和誹謗。”58歲的貝尼奧夫在飛往美國東海岸（East Coast）的航班上通過電話接受了一次涵蓋內容廣泛的采訪。“這是作為首席執行官必須要做的事情，尤其是在困難時期。”

對貝尼奧夫來說，幸運的是，至少各項指標還是相當可觀的：今年3月初，賽富時發布了最新的季度財報，超出了分析師的預期，并為其下一財年設定了高于預期的預測。該公司上一季度的收入同比增長14%，經調整后的利潤率（不包括8.28億美元的重組費用等）升至29.2%，是其24年歷史上的最高值。

這份收益報告對貝尼奧夫和他的公司的股價而言都是好消息。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位長期的科技行業領軍人物已經脫困。首先，當前經濟不確定的時代遠未結束，在激進投資者的督促下，貝尼奧夫不僅要保持利潤增長，還要證明他能夠制定可行的繼任計劃。[最近的另一大重創是，前聯席首席執行官、公認接班人布雷特·泰勒（Bret Taylor）已經于今年1月離職；貝尼奧夫稱布雷特·泰勒的辭職讓他感到“苦樂參半”。]還有另一大考驗他魄力的因素（決定他是否可以揚名立萬）：在過去的幾年里，貝尼奧夫已經成為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的典型代表，即股東不是企業應該考慮的唯一利益相關者。當所有利益相關者都滿意，經濟實現增長時，才算達到要求。

貝尼奧夫在談到將人們帶入他對世界以及企業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看法時說：“與經濟擴張的時候相比，在經濟收縮的時候，管理企業要困難得多。”

事實上，貝尼奧夫現在發現自己不得不聽取利益相關者提出的各種新要求，并證明自己能夠滿足這些要求。從員工要求更靈活的居家辦公政策，到股東要求精簡運營，貝尼奧夫都需要設法應對這些復雜情況，他的做法將成為實用案例研究對象，而不僅僅是他的“同理心”領導風格的例證。在許多方面，它也可以作為對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模式的公投。

貝尼奧夫堅稱，他同樣致力于維持他在賽富時培養的“ohana”（夏威夷語，意為“家庭”）文化。但他也承認，首席執行官們面臨著新的挑戰。貝尼奧夫說，如今領導者最難的部分是“解釋無法解釋的事情”。（他現在已經在數次采訪中反復提及這句話。）這句話是什么意思？歸結起來就是：解釋為什么要進行裁員，尤其是在經歷了十多年的經濟增長之后，這是很難的。即便是極具天賦的推銷員也很難解釋。這就是為什么貝尼奧夫發現自己不得不推銷他迄今為止最難推銷的產品——投資者強烈要求實行的緊縮政策可以與“家庭”文化共存。

貝尼奧夫說：“裁員是你永遠不想推進的事項，但每個人都知道你必須這么做，因為這就是商業的本質。”然后他迅速補充道：“但這并不意味著你不能擁有一家實力雄厚的公司，也并不意味著你不能打造舒適高效的工作場所。”

?

貝尼奧夫試圖告訴我，對商業領袖來說，這是一個充滿挑戰的時代——在當今的環境下，這是常見的首席執行官口頭禪。至少，我認為這是他想告訴我的。就像與一向健談的貝尼奧夫談話時的典型情況一樣，談話很快就轉向了哲學。

這位首席執行官對我表示：“我認為，你必須具備日本人所說的初心（shoshin），或初學者的心態。作為領導者，你必須意識到過去已經一去不返，你必須創造一個新的未來。但這也意味著你過去擁有的那種領導觀念也不復存在了。在專家的心目中，可能性很少，但在初學者的心目中，有無限的可能性。”

毋庸置疑的是，賽富時最近的裁員并不是其歷史上的第一次。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裂時，貝尼奧夫裁掉了20%的員工（此后賽富時也進行過小規模的“調整”）。但那是在該公司上市之前，當時它只有100名員工。也是在那個時候，貝尼奧夫推出了公司的1-1-1模式，將公司1%的股權、1%的產品和1%的員工時間用于慈善事業。長期以來，這位首席執行官一直倡導將商業看作是“推動變革最有效的平臺”。但在新冠疫情期間，他確實鞏固了自己作為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運動的主要傳道者之一的地位。

貝尼奧夫在2021年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會議期間告訴遠程觀眾：“在新冠疫情期間，在相當多的情況下，世界各地的首席執行官都是英雄。”這次論壇在線上舉行，而不是在瑞士的雪山小鎮達沃斯（Davos）舉行。“他們在財力、企業資源和工廠的支持下，帶著員工挺身而出，并不是為了盈利，而是為了拯救世界。”

貝尼奧夫和其他知名高管團隊在新冠疫情早期幫助采購了5,000萬件個人防護裝備，例如防護服和口罩，并且通過包機和卡車從中國運送到美國的醫院。隨著新冠疫情的蔓延，對幫助企業實現在線運營的軟件的需求出現了爆炸式增長，比如賽富時的客戶關系管理工具。賽富時快馬加鞭地進行招聘，在新冠疫情期間，賽富時在一年內又招聘了2萬名員工——當然，通過收購Slack等公司，賽富時也增加了更多的員工。

2022年年底，由于對全球經濟放緩的擔憂，員工人數增長戛然而止。亞馬遜（Amazon）和Zillow等科技公司開始裁員。今年1月，賽富時也加入了這一行列，宣布將裁員10%。

秉承貝尼奧夫一貫的溝通風格，他在宣布壞消息時加入了一些“家庭”文化元素，這也很符合他的性格。他在一份公司備忘錄中寫道：“受到影響的員工不只是同事，他們是朋友，他們是家人。請向他們伸出援手。要為他們和他們的家庭送去他們應得的同情和愛（這是他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的）。最重要的是，在我們共同度過這一艱難時期時，請依靠領導層，包括我。”

亞馬遜等其他公司的態度明顯更為直率。例如，首席執行官安迪·賈西（Andy Jassy）在今年3月20日的備忘錄中宣布了第二輪裁員：“我寫信是為了告訴大家，我們打算在未來幾周內再裁掉大約9,000名員工……這是一個艱難的決定，但我們認為這對公司的長期發展更加有利。”

這種完全商業化的論調聽起來可能有一些刺耳。但它確實提出了一個問題：對于那些剛剛失業的人而言，“家庭”文化到底有多大的用處？

雖然貝尼奧夫喜歡說這是他經歷的第三次經濟衰退，但他的許多年輕新員工在他們的職業生涯中還沒有經歷過一次經濟衰退。即便是那些沒有被解雇的員工，也不得不做出改變。在新冠疫情早期，賽富時接受了遠程工作，告訴員工他們能夠在任何地方工作。當該公司在2021年7月以277億美元收購協作工具公司Slack時，貝尼奧夫表示，整合該產品將幫助客戶“實現數字化轉型”。但向遠程工作的過渡并不像預期的那么順利。

在宣布裁員前不久，貝尼奧夫在Slack上詢問為什么在新冠疫情期間雇傭的員工的“生產力低得多”，這引起了軒然大波。對首席執行官來說，這是在征求反饋意見。但對一些員工而言，貝尼奧夫的這一想法像是一種背叛，這與在新冠疫情時期每月有一個周五放假的福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種福利最近剛剛終結了。

賽富時內部的反應非常激烈，一些員工指責貝尼奧夫在Slack上對員工的反饋充耳不聞。最近采取的其他節約成本措施，比如降低年度“感恩”獎金，以及決定放棄Slack華麗的舊金山總部，也引起了員工的反感。今年3月底，賽富時還關閉了未來論壇（Future Forum），這是Slack雄心勃勃的智庫，專注于遠程工作研究。

當被問及近年來科技公司的員工是否獲得了太多的權力時，貝尼奧夫的回答是否定的。他指出，Slack是一種有效的（雖然討論很激烈）與員工就各種問題進行直接溝通的方式。但即便是這種直接溝通，也有其局限性。貝尼奧夫稱：“這對他們（員工）而言是很難理解的，因為他們不明白你為什么要采取某些行動，也不明白這會對他們產生什么影響。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我們的市場過去十多年一直在上行。”

最近幾個月，賽富時已經把某些員工召回辦公室工作。與新冠疫情前一樣，該公司一定比例的員工將一直進行遠程辦公。但貝尼奧夫說，那些不是遠程工作崗位的人現在被要求每月至少來辦公室幾次，這取決于他們的職位和團隊的要求。他指出，對某些職能部門的工作效率進行跟蹤更容易，例如銷售部門，對工程部門的工作效率進行跟蹤也相對而言容易一些。

在談到自己對遠程工作的看法也在不斷變化時，貝尼奧夫表示：“我們雇傭了很多進行遠程辦公的人，他們無法享受一些好處，比如認識其他人，和擁有在辦公室工作的經驗。讓他們重返辦公室工作變得非常重要，而很多人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不過，當你在過去三年里告訴員工他們能夠在任何地方工作，那么，無論工作日程安排有多靈活，無論有多少數據支持，都很難證明重返辦公室工作是合理的。這就像雇傭了一大批新員工，并告訴他們，他們就像朋友和家人一樣，在這之后你宣布裁員。

?

最近幾個月，貝尼奧夫成為了一些保守派政客的靶子，他們紛紛加入了反對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ESG）的行列。維韋克·拉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是2024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也是擁有少量賽富時股份的Strive Asset Management的前執行總裁，他批評貝尼奧夫選擇政治而舍棄利潤。鑒于一些人將硅谷銀行（Silicon Valley Bank）的倒閉歸咎于多元化努力導致“分心”，很容易看出賽富時的一些減速措施可能會被扣上類似的黑鍋。

但貝尼奧夫表示，他致力于將企業作為推動社會變革的平臺，這一點沒有改變。

“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已經被政治化了，這在很多情況下是不公平的。”貝尼奧夫說。“員工想要的是獲得良好的待遇，并確保他們的公司在做正確的事情，這就是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的核心。”

貝尼奧夫說得有道理：他的許多次表態，例如他威脅要把業務撤出印第安納州，是因為該州有一項反同性戀法律，這都是聽取了員工的意見，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至少到目前為止，賽富時最大的激進股東（實際上已經獲得了相當大的股份）并沒有對該公司的多元化計劃發表意見，也沒有對貝尼奧夫將在2030年前種植1萬億棵樹作為自己的人生使命發表意見。他們更關心提高軟件的銷售額和利潤。還有繼任計劃。

布雷特·泰勒并不是第一位離開賽富時的聯席首席執行官，但他的離開令人驚訝。Slack的前總裁斯圖爾特·巴特菲爾德（Stewart Butterfield）和Tableau的前首席執行官馬克·納爾遜（Mark Nelson）隨后也相繼離開了，Tableau是Salesforce的另一筆高價收購對象。貝尼奧夫稱：“每個人都必須自己做出決定。”

當被問及是否會再次采用聯席首席執行官的模式時，貝尼奧夫表示，短期內可能不會。他說：“目前，實現盈利是我唯一的戰略。”他補充道，他目前確實有一個繼任計劃。（誰是新的繼承人？不出所料，貝尼奧夫是不會透漏的。）

無論計劃是什么，貝尼奧夫顯然面臨著鞏固計劃的壓力。呼吁變革的激進投資者已經迫使賽富時任命三名新董事進入董事會。與其他創始人及首席執行官不同，貝尼奧夫并不是能夠不受股東影響的人。如果董事會不滿意，就可以投票罷免他。

至少有一些跡象似乎為貝尼奧夫指明了正確的方向：今年3月27日，賽富時與其呼聲最高的激進股東之一埃里奧特投資管理公司（Elliott Investment Management）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埃里奧特投資管理公司稱，它對賽富時新近做出的“盈利增長”承諾感到高興，它不會尋求提名自己的董事提名名單上的候選人，之前它曾經威脅要這樣做。

貝尼奧夫在談到激進投資者最近幾個月在公司決策中發揮的作用時表示：“實際上，我認為這是非常健康的。你會遇到你從未見過的人，他們會有完全不同的觀點。他們的首要目標是賺錢，這就是他們正在做的事情。”

目前，貝尼奧夫并不認為賺錢的目標——讓賽富時走上更有利可圖的軌道——與植樹、投資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DEI）計劃或稱他的員工為家人是相互排斥的。他在飛機降落后告訴我：“我的表現不言自明，這就是我所希望的。”的確是這樣。但現在最困難的部分來了：即便在經濟困難時期，也要讓利益相關者——所有人——都同意他的說法。換句話說，就是要解釋無法解釋的事情（解釋為什么要進行裁員）。

譯者：Z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