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公孫丑下》有段名言說：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余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孟子入齊見宣王，導以王道仁政，宣王不能用。《孟子·公孫丑下》第十一章至十四章，記載的都是去齊言行。“充虞路問”即在第十三章。充虞，孟子弟子。路問，在路上問。學生發現老師不高興——不豫，就是不悅——然后大膽地問道：不是說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嗎？老師現在為什么想不開呢？

“不怨天”二句，見《論語·憲問》：“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這也是一段師生對話。孔子悲嘆說：“沒有人了解我啊！”子貢說：“怎么能說沒有人了解您呢？”孔子說：“我不埋怨天，也不責怪人，下學禮樂而上達天命，了解我的只有天吧！”

夫子跟子貢的這番對話，根據《史記·孔子世家》的記載，應該是在魯哀公十四年。那時候魯哀公去狩獵，獲得一只麒麟，孔子看到麒麟死了，所以就發出這樣的感嘆，這是孔子到人生最后的階段了。表面上說不怨天不尤人，內心深處其實是有很深的悲涼的。這個悲涼來自于周游列國而不得諸侯之用，無法施展一生的抱負。

孔孟之徒身處衰世，都有擔當天下之精神。孔子說：“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孟子在上述這段對話的最后也說了：“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

如果想使天下太平，在當今這個世界上，除了我還有誰呢？孟子既然自視這么高，失望之情就和他的老師一樣深了。面對充虞的提問，他只好回答說，那時是那時，現在是現在。可見孟子素常以“不怨天不尤人”這句孔子的話教導學生。

孔孟的這兩段對話，都能夠讀出兩位夫子顯出樂天知命之誠，孔子言唯天知己，孟子則一口否認自己不高興（“吾何為不豫哉？”）——我既明白，天下不治，完全是天意使然，還有什么不愉快的呢？不過反過來，我們也可以體會兩夫子憂世心切，思望治平，可惜的是，“天意從來高難問”。

接下來，孟子提出一句驚人的斷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并就此發了一通議論：由歷史來看，每隔五百年，一定有圣王興起，這中間也一定有名傳當世、輔佐圣王的賢人。自周朝開國以來，已經有七百多年了，以年數算來，早已超過了；以時勢察看，該有圣賢興起，拯救萬民了。

對于這段話，東漢趙岐《孟子章句》注曰：

彼時前圣賢之出，是其時也，今此時亦是其一時也。五百年有王者興，有興王道者也。名世，次圣之才。物來能名，正于一世者，生于圣人之間也。七百有余歲，謂周家王跡始興，大王、文王以來，考驗其時，則可有也。

焦循《孟子正義》又申其義云：“趙氏以彼一時為以前圣賢王道之時。圣指王者，賢指名世者，彼即前也。謂前此圣賢之出，是應五百年之運而出，是圣賢之出有時也。此即今也。此一時為孟子之時，謂今時已是圣賢當出之時也。……蓋前日言不怨不尤，是道其常，時為修身講學之時；今日去齊，是當其變，時為大道將廢之時；時有不同，未可一概而論。”

名世者，趙注：“次圣之才，物來能名，正于一世者。”焦氏正義解釋說：“荀子有正名篇云：‘圣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故知者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物來能以名正于一世，則貴賤明而同異別。’”由于圣王已逝，遵守統一之名的事情懈怠了，奇談怪論產生了，名和實的關系混亂了。其結果是事物間“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導致“事必有困廢之惑”。由此，在荀子的眼里，名的功能在于分別，亦即“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制名的事業，荀子將其視為“知者”的業績，那也就是孟子所說的“名世者”了。

焦循又云：“傳曰：‘圣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命世即名世，謂前圣既沒、后圣未起之間，有能通經辨物，以表章圣道，使世不惑者也。”朱注：“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于一世者，為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由此可知，孟子的這段話重點并不在“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而在“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表達的是孟子以匡世之才自況、卻又因天命之故不得施展的心情。所以，對“吾何為不豫哉”，趙注說：“孟子自謂能當名世之士，時又值之，而不得施，此乃天自未欲平治天下耳，非我之愆。我固不怨天，何為不悅豫乎？是故知命者不憂不懼，與天消息而已矣。”

曾國藩讀到此段，寫下按語：“色之不豫，若出于憂世之誠，則為義；若有一毫謀己之私，則為利。此圣賢內斷之心，辨于微芒之間者。”孟子的承擔力和使命感源自于對天命的敬畏，至于能否平治天下，則以天意為依歸，非人為可以強求。雖然有所憂，是憂天下而不是憂己身，也就是曾國藩所說的非為利而為義。孟子的浩然之氣，由此番對話表露無遺，如此自負的豪語，雖距今數千年，其當仁不讓的情懷，仍令人感喟不已！即便仁政在當時不得施，但孟子作為“名世者”，已經為后世立下了不滅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