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CLOCKWise from top left: Burke: Richard Bord—Getty Images; Amanpour: Dia Dipasupil—Getty Images; Hampton: Chris Pizzello—Invision/AP Photo; Pao: David Paul Morris—Bloomberg/Getty Images; Gupta: Bebeto Matthews—AP Photo; Carlson: Lou Rocco—Disney General Entertainment Content/Getty Images; Protest images: Apu Gomes, Bill Tompkins, Sarah Morris, Timothy A. Clary—all Getty Images 插圖來源：ELEANOR SHAKESPEARE

為篇幅和簡明起見， 以下問答做了摘編。

2006年，早在這場運動于2017年席卷社交網絡之前，長期投身人權事業的活動家塔拉納·伯克（Tarana Burke）就創造了“me too”（我也遭遇過）一詞。她當初杜撰這個術語，意在支持那些經歷過性侵的有色人種婦女和女孩。

塔拉納·伯克：我知道，在五周年這個時點，每個人都會問，#MeToo運動究竟做了什么？人們都想讓我拿出一張清單，逐一列舉這場運動的成就。我向來都不愿意囿于這樣一種敘事框架。我看重的并不是#MeToo做了什么，而是這場運動讓什么成為可能。由于我們其實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你或許不知道，#MeToo改變了許多人的生活，一些原本不會發生的對話發生了，一些原本不會轉變的文化轉變了。

我在過去五年里經歷了很多讓我失望的事情。不要誤會我的意思。在2016年，這項工作是不朽的，而且在2022年依然如此，因為這個議題本身就是不朽的。但由于#MeToo運動走紅，一條道路豁然浮現。我再也不必花費那么長的時間來解釋為什么這項工作很重要，再也不必乞求人們騰出空間來討論這個話題。曾幾何時，我真的不得不乞求人們把這個議題列入議程。現在，人們邀請我參加討論。

10年前，鮑康如（Ellen Pao）對當時的雇主凱鵬華盈（Kleiner Perkins）提起性別歧視訴訟。幾個月后，這家傳奇風投公司解雇了她。盡管鮑康如在狀告凱鵬華盈一案中敗訴，但她為#MeToo運動在硅谷的興起奠定了基礎。

鮑康如：我輸了官司——但我覺得，從很多方面來看，我其實贏了。隨著時間的推移，媒體和公眾開始理解這個問題，在審判結束時給予我的支持遠遠大于庭審剛剛開始的時候。

對于#MeToo運動的長期效應，我內心是蠻矛盾的。問責機制仍然缺失——所有那些行為不軌的人都回到了科技行業。這令人尷尬，實在講不通。但它確實發生了，因為那些手握支票簿和大型投資基金的人似乎并不太在乎。

在科技領域里，一些人真的對#MeToo頗為不屑，他們就像小孩子一樣頑固：“哦，如果你要朝這個方向推進，我也會加倍努力，奉陪到底。我要給那些被控欺詐或性騷擾的創始人提供更多的資金。”這真的有點可悲。他們像發脾氣一樣，以一種不符合自身最大利益的方式進行反擊——但他們想表明立場，因為沒有人會告訴他們應該怎么做。

幾十年來，R&B歌手R·凱利（R. Kelly）被屢屢指控性侵年輕女孩和婦女，其中大部分是黑人和棕色人種。但他始終安然無恙，直到#MeToo運動風起云涌。2019年，幾位受害婦女在制片人德雷姆·漢普頓（Dream Hampton）拍攝的紀錄片《幸存的R·凱利》（Surviving R. Kelly）中分享了她們的故事。今年6月，凱利因為性交易和聯邦敲詐罪而被判處30年監禁。

德雷姆·漢普頓：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一直在組織各種旨在反對監禁制度和懲罰制度的活動。我想，要是R·凱利出面道歉的話，可能會更有意義；要是他幡然悔悟，并賠償受害人，他就會真正地改變這種文化。

我看了艾梅柏·希爾德（Amber Heard）和約翰尼·德普（Johnny Depp）的庭審。如果我是一位年輕的幸存者，我就會屏息目睹希爾德是如何演變為這種負面形象的。要知道，她可是一位年輕貌美、金發飄飄的白人女性！是的，我們的女孩被公開羞辱，被曝光個人信息，被公眾辱罵。但我認為，這次審判可能是我見過的最大規模的公開鞭笞。而這也是這一轉變的一部分。

我們當然處于反沖階段。這很痛苦。我只是沒有想到，我將要生活在一個給予女性墮胎權的“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被推翻的世界中。所有這些都相互關聯；所有這些都是在限制女性所取得的進步。

2016年，也就是#MeToo運動掀起波瀾的前一年，時任福克斯新聞（Fox News）的主播格蕾琴·卡爾森（Gretchen Carlson）起訴這家有線電視新聞網的總裁羅杰·艾爾斯（Roger Ailes）性騷擾。據報道，卡爾森從福克斯獲得了2,000萬美元的和解金，但根據保密協議，她不能公開討論案件的細節。從那以后，卡爾森就成為一位竭力反對保密協議和強制仲裁的倡導者，并且是一項聯邦法律在今年得以頒布的關鍵人物。根據這部法律，性行為不端案件中的強制仲裁不具備法律效力。

格蕾琴·卡爾森：我為之奮斗了30年的主播生涯眼看就要結束了，至少在福克斯新聞是這樣的，這不是我的選擇。我最終決定，如果我不做點什么，誰來做呢？

我知道，我必須公開披露令人難以置信的細節，才能吸引公眾的眼球。但我幾乎無法做到這一點，因為我的合同嵌入了一個沉默機制，那就是仲裁條款。在規劃這一切的過程中，我經歷了最黑暗的一天——我的律師告訴我，你的合同里有一個仲裁條款，這意味著你不能起訴。他們說你要去那間叫仲裁的密室。你簽署的上一份合同包含這個條款。這意味著，你不能行使《第七修正案》（Seventh Amendment）賦予你的權利提起訴訟，讓法庭公開審理。

要不是我的律師轉變策略，援引一部侵犯人權法律起訴羅杰·艾爾斯本人，我的遭遇就永遠不會大白于天下。我就會像過去幾十年里成千上萬的女性一樣被迫進入仲裁程序，再也不會有人聽聞我的故事。

2005年，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的前副總裁克里斯蒂娜·陳-奧斯特（Cristina Chen-Oster）向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提交了一份針對這家投資銀行的性別偏見投訴。17年過去了，她的戰斗還在繼續。2010年，陳-奧斯特對高盛提起性別歧視訴訟。這起訴訟案目前以及獲得集體訴訟資格，截至今年8月底，共有大約1,400名原告，計劃于2023年開庭。高盛的一位發言人宣稱：“我們期待著在法庭上有力駁斥這些毫無根據的指控。”

克里斯蒂娜·陳-奧斯特：我認為現在的環境當然更好一些。但坦率講，華爾街仍然磨磨蹭蹭，不愿意做出一些真正的改變。這仍然是一個領導層幾乎完全由男性把持的行業，一個往往以短期為導向、幾乎完全由盈利指標驅動的行業。高層最在乎的是，你為公司賺了多少錢。因此，如果公司要決定是否留住一位為公司創造大量收入、但被控行為不端的員工時，他們就只會考慮“我應該如何留住這些收入？”這是他們的優先事項。

這是一個收入非常高的行業。因此，職業生涯受到損害，并被排斥的代價是非常高昂的。人們關起門來說話——他們要你保持沉默，但他們并沒有閉口。他們不遵循同樣的規則。

我們從一開始就知道，這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高盛坐擁巨額法務費用預算，更不用說還有一支律師大軍任其調遣。但我不確定我當初是否料到這件官司會花費這么長的時間。不妨這樣說吧：我有三個十來歲的孩子，2005年離開高盛時，最小的孩子甚至還沒有出生。在此時此刻，惟愿這件官司能夠在她高中畢業時得以解決。因為這一切都是為了她，為了年輕一代生活在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中。

2017年12月，資深投資者薩拉·蒂爾施威爾（Sara Tirschwell）向她的雇主，債券巨頭TCW集團（TCW Group）正式投訴，稱她的老板對她進行了性騷擾，并采取強迫手段與她發生性關系。9天后，TCW解雇了她。蒂爾施威爾隨即提起訴訟，這也成為華爾街最早公開的#MeToo事件之一。在她最初提出的一些訴訟指控于2020年被法庭駁回之后，一家上訴法院于去年重啟了大部分指控。蒂爾施威爾仍然在等待開庭日期。TCW此前堅稱，蒂爾施威爾是因為多次違反合規條款而被解雇的。該公司的一位發言人現在表示：“TCW對任何形式的騷擾或歧視采取零容忍態度。”

薩拉·蒂爾施威爾：說實話，我不知道，如果一切重來，我是否還會這樣做。我討厭給人留下那種形象。在我一生的成就中，這絕不是最輝煌的時刻。我也不確定這樣做是否值得。我提起的訴訟是否迫使那家公司做出了亟需的改變？是的，但這其實對它們有利，而我則為此付出了代價。

有幾個人警告我，一旦提起訴訟，我就找不到工作了。我認為他們是瘋了。我當時想：“你們不知道我是一位多么優秀的投資者！有人會雇用我的。他們知道我可以為投資者賺多少錢。”事實并非如此。

那么，我是否認為我的遭遇其實教會了女性閉上嘴巴？我想是這樣的。他們都給我打電話。沒有人希望最終在自己選擇的專業領域里找不到工作。

2018年11月1日，2萬名遍布全球50個城市的谷歌（Google）員工走出辦公室，抗議公司處理性騷擾的方式。谷歌的前員工塔努賈·古普塔（Tanuja Gupta）是谷歌罷工活動（Google Walkout）的主要組織者之一，后來還創建了一個名為“谷歌人要求廢止強制仲裁”（Googlers for Ending Forced Arbitration）的組織。谷歌拒絕置評。

塔努賈·古普塔：罷工之后，對我來說，很多組織工作才真正開始。為廢止強制仲裁而進行的組織工作，遠比一次性的罷工更耗費精力，也更具風險。

聽聞首席執行官桑達爾·皮查伊（Sundar Pichai）要去美國國會參加一場聽證會，我隨即聯系了女議員普拉米拉·賈亞帕爾（Pramila Jayapal）的辦公室，因為她一直在直言不諱地反對強制仲裁。她最終在聽證會上提出了這個問題。我記得自己當時想，這將改變一些事情。因為他們現在意識到，我們不再像以前那樣畏手畏腳，而是敢于公開爭取國會的支持。

2018年，求職市場平臺The Muse的聯合創始人及首席執行官凱瑟琳·明秀（Kathryn Minshew），以及時任制造業巨頭英格索蘭（Ingersoll Rand）的高管的哈根·卡普勒（Hagan Kappler）向《財富》雜志公開指控邁克爾·費羅（Michael Ferro），稱這位芝加哥商人對她們的身體進行過不恰當的侵犯。費羅當時是媒體公司Tronc的董事長，也是一位著名的私募股權投資者。明秀此前一直在爭取費羅的融資支持，而卡普勒也希望與他達成交易。在《財富》雜志發表相關報道之前，費羅從Tronc退休。他的發言人當時發表聲明稱：“從來沒有人對他提出索賠，也沒有人代表他達成過和解。”

哈根·卡普勒：讓我驚訝的是，這種事情竟然發生在我的身上。畢竟，我是一位中層管理者，身處一個應該是安全的大環境中。我認為有必要讓更多的人知道，在這個商業環節里，女性也面臨潛在的危險。如此多的商業活動發生在朝九晚五的工作時間之外，你需要跟合伙人和顧問打交道。作為一位有抱負的女性，你想參與所有這些對話，但這樣做是要承擔一定風險的。

凱瑟琳·明秀：我知道，像我這樣的女性創始人肯定會遇到各種挑戰，但一位投資者向我提出性要求，無疑是最讓我吃驚的一樁經歷。這一舉動顯然是不對的，極其不恰當的。但在創業早期，對我的自信心傷害更大的事情是，許多人一見到我，就拍著我的頭說：“你看起來是個好女孩，但指望你創下一番事業是靠不住的。”

詹妮弗·蒙迪諾（Jennifer Mondino）是“時間到了”法律辯護基金（Time's Up Legal Defense Fund）的負責人。該基金旨在幫助職場性騷擾幸存者支付法律費用。

詹妮弗·蒙迪諾：自2018年啟動以來，我們累計收到了6,000名遭遇職場性騷擾的人提交的法律求助請求。大約70%的求助者表示，在報告性騷擾行為后，她們都遭遇到某種形式的報復。這些數字并沒有下降，而是一直保持穩定。

梅甘·斯通（Meighan Stone）是《覺醒：#MeToo和全球女權斗爭》（Awakening: #MeToo and the Global Fight for Women's Rights）一書的合著者，曾經擔任馬拉拉基金會（Malala Fund）的主席。

梅甘·斯通：放眼全球，#MeToo真正成為一場開源運動，而不是那種指揮和控制模式。這是一場不同國家的女性，通過將話題標簽放進自己的本地語言而發起的一場屬于她們自己的運動。

我們看到了不可思議的創造力，特別是在那些婦女不能安全地出現在公共場所，沒有跟男性相同的權利，或者暴力威脅太嚴重的國家。是的，互聯網并不是一種完美的靈丹妙藥，但它的確能夠在幫助女性方面發揮獨特作用。它幫助女性找到彼此，組織起來，其中一些人最終發現她們其實被同一個人攻擊、歧視或騷擾過。

譯者：任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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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尼婭·哈勒爾（Tanya Harrell）在新奧爾良的一家麥當勞（McDonald's）餐廳工作了兩年后，一位同事開始對她進行性騷擾。后來，哈勒爾參與了一項名為“為15美元而戰”（Fight for $15）、呼吁提高聯邦最低工資標準，并組建工會的運動。這番經歷激勵她站出來講述了自身遭遇。麥當勞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每個在麥當勞品牌餐廳工作的人都應該對自己每天工作的環境充滿信心，這是一個安全、尊重和包容的地方。”

“過去的五年是一段漫長的旅程。我了解到，所有這些運動都相互關聯。為員工而戰既是為了提升我們的工資，也是為了我們的安全和尊嚴。我曾經在3萬人面前演講，遇到過一些深知我心的男女朋友。但麥當勞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公司還沒有將我們要求的防范性騷擾培訓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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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瑟琳·A·麥金農（Catharine A. MacKinnon）是密歇根大學法學院（University of Michigan Law School）和哈佛大學法學院（Harvard Law School）的法學教授。幾十年前，她率先提出了性騷擾是一種性別歧視的法律主張。

“這場運動確鑿無疑地改變了受害者對媒體的看法。它已經從一個最令人恐懼的不報告自身經歷的理由，轉變為一種審慎報道的救濟途徑。它可能比司法體系更可取。激發了一些真正的言論自由，是這場運動留下的遺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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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在電視主持人查理·羅斯（Charlie Rose）被控性行為不端后，美國公共電視網（PBS）取消了他的夜間訪談節目，并延攬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傳奇主播克里斯蒂安·阿曼普爾（Christiane Amanpour）來填補這一空缺。羅斯當時發表聲明稱：“我為我的不當行為深表歉意，盡管我不相信所有這些指控都準確無誤。”

“聽聞查理·羅斯被解職時，我無從判斷他是否感到內心有愧，但我看到了一個很大的機會。我去找當時的老板杰夫·扎克（Jeff Zucker），對他說：‘您瞧，PBS遇到大麻煩了，他們每晚都得設法填補一個小時的演播時段。我們可以出一檔節目幫助PBS救急。’”

“最重要的是正義得以伸張。一個被指控有不可接受行為的人不再占據一個如此引人矚目的位置。更何況，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女性。就那一刻而言，這是讓我倍感自豪、萬分滿足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