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的力量
????作者: Bethany McLean ????比爾?蓋茨有錢，但比爾?克林頓卻有無人可及的鼓動大眾、移山填海的能力。他竟然能說服魯珀特?默多克加盟他的事業。 ????讓我們看看這位前總統是如何借用商界的力量來抗擊非洲艾滋病和其他各種災難的 ????當黑色 SUV 開上山頂，停在盧旺達荒涼的魯文卡瓦維村低矮的房屋前時，人們開始歡呼起來，照相機也咔咔作響。“演出開始了。”個子高高、胸部內凹的盧旺達總統保羅?卡加梅從駕駛座上走了下來，緊接著從另一側走下車的是身穿亮色格紋襯衫的比爾?克林頓，他看上去面色紅潤，比以前略顯消瘦。他們此行的目的，是造訪一家治療艾滋病患者的醫院，而克林頓……依舊是老樣子。此次來訪，只是這位前總統非洲七國九天之行的中間一站。通過這次馬不停蹄的訪問，他要向人們充分展示威?J?克林頓基金會（William J. Clinton Foundation）所做的工作: 清晨五點，他在恩賈梅納的機場跑道上會晤了美國駐乍得大使；在約翰內斯堡的酒店里，他和記者們大談政治，以至于連日來掛著黑眼袋的雙眼已經睡意朦朧；他出席了納爾遜?曼德拉 88 歲的生日慶祝活動；到馬拉維與賓古?瓦?穆塔里卡總統一起發布了一項發展計劃；他還和比爾?蓋茨和梅林達夫婦倆一道參觀了萊索托的一家診所，去年他剛剛在那里受封為爵士；很快，他還要前往埃塞俄比亞、尼日利亞和利比里亞。而此刻，他正在魯文卡瓦維村，陪同因在海地治療艾滋病人而榮膺世界醫學界英雄的保羅?法默博士（Dr. Paul Farmer）一起巡診。去年，在克林頓的游說下，法默及其位于波士頓的“健康伙伴”組織（PIH，Partners in Health ）將其治療方法引入盧旺達，并為此建立起這家醫院，目前正是展示成果的好時機。 ????在魯文卡瓦維村，大概有一半村民都蜂擁在克林頓和法默身后，他們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房間，后面還跟著一群恪盡職守的記者和熱情有加的盧旺達警衛人員。“你們必須見見這個人。”克林頓指著面露尷尬的法默說。“以后，你們就可以告訴別人你跟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握過手了。”一行人走進了一間病房，病房里有幾位母親和她們的患兒，每張病床上都蜷縮著三名病人，克林頓試著和他們攀談。少頃，到了外面，他又輕松地改變了腔調，與一位年輕的女士開起了玩笑: “如果你能讓我回到 20 歲，我就讓你當總統。沒人愿意換吧。” ????當人們像漩渦一樣簇擁在克林頓周圍的時候，一襲簡潔黑色套裝、身材纖細的美國女子貝絲?柯林斯（Beth Collins）卻有意孑立在聚光燈外。柯林斯從 2004 年起擔任克林頓基金會的盧旺達國家總監，之前她曾有過 17 年的從商經歷，歷任沃爾特?迪士尼戲劇制作公司（Walt Disney Theatrical Productions）總監、環球影片公司副總裁以及言論與媒體公司（Talk Media）的首席財務官。現年 45 歲的柯林斯說，她一直感受到公益事業的召喚，但直到偶然間看到一本關于盧旺達種族大屠殺的書，她才認識到由于自己在迪士尼工作期間總是忙于出差，甚至忽略了盧旺達種族大屠殺的發生，于是她當即決定接受這一召喚（并付出了工資大跳水的代價）。一位同事把她介紹給了克林頓，而克林頓也一直為自己在總統任內未能竭力阻止大屠殺而感到懊悔。柯林斯表示，她對這種生活的轉換從未有過絲毫的遲疑。 ????于是，在盧旺達政府的支持下，柯林斯和法默來到魯文卡瓦維地區，著手重建一家瀕臨荒廢的診所，該診所的前身是比利時殖民時期一座錫礦的配套醫院。1994 年，估計有 80 萬名圖西族人慘遭胡圖族民兵的屠殺，這所醫院被廢棄，并成為人們的避難所和殉難地。而今，在克林頓基金會、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以及全球防治艾滋病、結核和瘧疾基金（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的資助下，這所醫院得到了恢復。其中一間干凈潔白的小屋里，裝滿了能夠控制艾滋病、挽救生命的抗逆轉錄病毒藥物（antiretroviral drugs，ARVs）。2004 年，柯林斯協助盧旺達政府采購了第一批抗逆轉錄病毒藥，大約 1,700 名盧旺達人通過這一項目接受了 ARVs 的治療，普通人也獲得了藥品發放和管理的相關培訓。“以前我從來沒有這樣熱愛過一份工作，”柯林斯說，“現在我終于可以用自己從商的經驗來真正干點事情了。” ????歡迎來到克林頓基金會──應該說從一開始，克林頓基金會就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基金會，因為它沒有自己的資金。它所擁有的當然是比爾?克林頓以及他所帶來的一切: 全球基金會（Global Fund）總干事理查德 費切姆博士（Dr. Richard Feachem）稱之為“個人天字第一講壇”；即將離任的美國心臟協會（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董事長鮑勃?卡森（Bob Carson）譽之為“令人稱奇的號召力”；克林頓在白宮時期的私人助理、現任顧問道格 邦德（Doug Band）則贊之為“鼓動人心和愚公移山的能力”。受到克林頓鼓動的人聯合成一個奇特而強勢的群體，其中包括長期盟友、“比爾幫”、醫生、行動主義者，也不乏各類商界人士，從勇于奉獻的無名之輩（貝絲 柯林斯），到位居顯赫而高不可攀的精英 [其長期對手魯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目前正在為防止全球變暖提供資金支持]， 都位列其中。克林頓說，“我們從商界汲取了很多靈感”。近來，他講話更像是一位首席執行官，而不是政治家。“我們擁有非常企業化的工作人員，遵循的是非常企業化的運作程序。我們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并解決問題。”克林頓的大部分下屬都來自商界，他認為，運用商業模式“可以幫我們花小錢辦大事。” ????基金會人員到海外任職，不提供頭等艙機票或者汽車和司機。“我最關心的不是你的工作滿意度”。克林頓 40 多年的老友、現任政策總裁的伊拉?馬加奇納（Ira Magaziner）總是這樣對員工說。“你可以坐 10 個小時的長途汽車嘛。”2006 年，基金會的預算僅為 3,000 萬美元，明年大約會翻一番。而與之相映成趣的是，比爾與梅林達?蓋茨基金會（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捐資高達 300 億美元。“是啊，我也希望能有他們那么多錢。”提起蓋茨基金會，克林頓這樣說。“但是，我認為我們的方式更有價值。不斷地籌款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也許這樣才能迫使你更加認真地審視問題。”前麥肯錫咨詢顧問、現克林頓艾滋病項目的首席運營官安尼爾?索尼（Anil Soni）說: “我們的文化就是搞定一切。這種文化既有權威，又非常無情。”“伊拉和克林頓會說: ｀如果我們不這樣做，明天就會有人死去。＇事實的確如此。” ????克林頓基金會沒有明確的等級制度，也沒有詳細的商業計劃。其業務觸角的生發更多是基于需求、機遇及熱情，而非刻意的策劃。“我們沒有什么委員會，也沒有什么程序。”從阿肯色開始一直跟隨克林頓的基金會首席執行官布魯斯 林德塞（Bruce Lindsey）說。“我們是該出手時就出手。如果能幫上忙，我們現在就幫，決不等到明天。”基金會的運作方式與管理咨詢公司有些類似──都是從小處入手去完善大型機構的工作──即使這一工作是拯救世界，使其免受貧窮、艾滋病、氣候變化和兒童肥胖癥的黑暗的威脅。“（他們）規模龐大，雄心勃勃，令人驚訝。”為克林頓捐資的 Lone Pine Capital 對沖基金經理馬拉?高恩卡（Mala Gaonkar）說。“我是一個分析型的人。而克林頓基金會非常擅長說: ｀這是結果，這是圖表，這是我們做事的方法。＇” ????我們既然說的是比爾?克林頓，你當然會聽到一些批評。“他的基金會只是為了吸引照相機和觀眾。他這么做只是為了幫助他的妻子。他信誓旦旦，卻不能一一兌現。他貪天之功。他在贖罪。”或許所有這些說法都有些道理。的確沒有人能像克林頓這樣吸引公眾的注意──他和麥當娜一起討論如何拯救馬拉維，當然是萬眾矚目。而所有這些做秀不可避免地讓你懷疑到它的本質。但是，人們在批評的同時也認識到，為克林頓設置的門檻比其他任何人都高。他沒有選擇去大公司當董事，而是致力解決世界上最棘手的難題。他沒有急功近利，他要做的是前人沒有做過的事。克林頓也同意自己的門檻應該設得高一些: “我知道人們對我有很多期待，因為我的一生注定令人驚嘆。”他還表示，自己有了很多當總統時沒有的機會。“其實（總統的）權力被過分夸大了，這里面限制很多。” ????獨樹一幟的克林頓基金會所代表的意義已經超越了其自身。“我試圖能用一種可以感染他人的方式來做事。”克林頓說，“我希望我們的方式能夠更多地成為一種典范。”同蓋茨基金會和羅賓漢基金會（Robin Hood）一樣，克林頓基金會構成了慈善事業的一個新的轉折點。在這里，非贏利性、政治性和商業性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起來。在講求實際的慈善世界里，結果重于目的，影響力不僅僅由美元來衡量，不斷傳來的是“可攀升性”、“可持續性”和“可預測性”這樣的行話。正如克林頓所說，“有善心是好事，但最終不過是自我陶醉。” ????8 月 14 日，來自 160 個國家的 24,000 多人齊聚多倫多，參加兩年一屆的國際艾滋病大會。在宏大幽深的會議中心里，與會者經過幾個小時的苦苦等待才擠入一個相當于幾個橄欖球場大的大廳，聆聽比爾?克林頓和比爾 蓋茨關于各自防治艾滋病工作的演講。蓋茨介紹了為尋找艾滋病疫苗所做的長期努力，而克林頓則描述了一個更為迫切的目標: “我希望幫助人們擺脫死亡。”他說，“我們可以做一些沒有人做的事，我已盡我所能。” ????克林頓防治艾滋病行動（Clinton HIV/AIDS Initiative，CHAI）可以佐證該基金會的商業化運作模式、無所畏懼的勇氣和純熟的宣傳手段。CHAI 模式──猶如一位職業藍籌股顧問試圖改變市場結構而非賑資救市一般──已經成為基金會的整體藍本。基金會大約有 570 名員工，其中 491 人為 CHAI 工作，而且一半都是志愿者。整個基金會也是由 CHAI 發展而來的。當初克林頓卸任總統時，并沒有一個完整的計劃，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個人在幫他籌措資金建立克林頓圖書館，再有就是一大堆邀請。“每個董事會、每家銀行和對沖基金都搶著要他，”道格 邦德說，“可他不是商人，他是公務員。”克林頓離職時負債 1,000 萬美元，而在過去五年間，他的演講酬金就有 3,000 萬美元，出版《我的生活》一書的預付款超過 1,000 萬美元。而與朗?勃爾科（Ron Burkle）的一筆生意，還將為他帶來數千萬美元的進賬。 ????2002 年，克林頓前往巴塞羅那參加當年的國際艾滋病大會。會議期間，圣基茨和尼維斯總理丹澤爾 道格拉斯博士（Dr. Denzel Douglas）對克林頓說: “我們需要你的幫助。”道格拉斯指出，如果不能阻止艾滋病造成的危害，那么所有消除貧困的努力都將無濟于事。“我不知道自己能答應些什么。”克林頓在多倫多的大會上講到，“當時我們在（紐約）哈林區的辦公室總共只有 12 個工作人員，我們甚至連電子郵件都不能回。” ????形勢十分嚴峻。在非洲的下撒哈拉沙漠地區，生活著世界上 70% 的艾滋病感染者。在某些國家，20% 以上的成年人艾滋病檢測結果呈陽性。很多地區的基礎衛生設施幾乎為零，人均年收入不足 200 美元。直到 90 年代末，人們面對艾滋病的暴發也只能普遍采取絕望的態度。患者使用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治療艾滋病的花費每年高達 1 萬美元。擁有此類藥品專利的國際制藥公司拒絕降低價格。“從 1981 年到 2001 年，也就是這種未知疾病初發的頭 20 年中，我們做得甚少。”全球基金的負責人費徹姆說。“我們曾經否認、曾經輕視，提供的資金也捉襟見肘。”克林頓也承認，在他執政期間，曾經過分偏袒擁有專利的大醫藥公司，而忽視了具有價格優勢的非專利藥品。但同時，他也不同意那些指責其政府防治艾滋病不力的廣泛批評。他辯解說，共和黨控制的國會妨礙了他的作為，“我已經做得夠好了”。 ????早在 2002 年克林頓開始參與艾滋病防治工作之前，整個世界的沉悶格局就已經產生了變化。在極度政治化的全球艾滋病防治體系中，從未有人對現有行動所產生的影響表示過認同，但該發生的終歸還要發生，這是無可爭議的事實。幾乎是同一時間，活動家們，特別是獲得諾貝爾獎的無國界醫生們，開始抗議藥品價格的居高不下；印度的非專利藥品制造商開始在 Cipla 制藥廠的帶領下生產廉價的非專利 ARVs 藥品；大醫藥公司同意按其自稱的零利潤價格向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提供藥品，2001 年，全球基金成立，并依靠其數十億美元的資金成為最主要的買家。2003 年 1 月，喬治?W?布什宣布，美國將在今后五年斥資 150 億美元，用于“扭轉飽受摧殘的非洲和加勒比地區國家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局面”。 ????克林頓決定承擔解決抗逆轉錄病毒藥物價格的任務，他派遣長期助手馬加奇納負責研究這一課題。截止 2002 年，這種最普通的抗逆轉錄病毒藥（也就是日服兩次的三合一藥丸）的售價，僅合每年每人 250 美元到 500 美元，有些地區的價格還要高些。而馬加奇納仍認為，這些價格都是“天價”。 ????馬加奇納與克林頓同為羅茲學術獎得主（Rhodes Scholars）。他曾是一名管理顧問，后來成為希拉里關愛健康組織（Hillarycare）的主要締造者。在該組織解體后，馬加奇納曾一度從公眾眼中消失，但最近他又重出江湖，頻頻現身。他的眼光熱切，一身橄欖綠色的西服總是皺皺巴巴，哪怕是經歷了 20 個小時的長途飛行之后，他依舊能夠保持旺盛的精力。在他身上，有一些類似科學狂人的特質。“他其貌不揚，也不是政客，但他簡直就是一個天才。”巴斯爾?斯塔莫斯（Basil Stamos）醫生評論說。斯塔莫斯家族是克林頓基金會的捐資人。 ????馬加奇納召集了一批志愿者，其中一部分是麥肯錫公司支援的人員。他組織這些人對抗逆轉錄病毒藥物的銷售鏈進行了仔細的研究。“很多細節自然會引起具有商業背景的人的注意。”馬加奇納說。研究結果表明，藥品的主要成本構成是原材料。于是，他首先接洽大型醫藥公司，希望探討降低成本的方法，但對方卻毫無興趣。（“伊拉找到我們，提出要幫助我們改進銷售鏈。”一位醫藥公司經理說。“我們已經調整過數字了，我們懂得自己的銷售鏈。”）于是，馬加奇納把目標轉向了印度。 ????其實，印度 Cipla 制藥公司和類似的非專利藥品生產企業已經開始打破大型醫藥公司的壟斷堅冰。馬加奇納的團隊又迫使所有供應商同意將藥品價格下調至第一年虧本經營的水平。藥廠之所以同意這樣做，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克林頓防治艾滋病行動（CHAI）向他們承諾了一定的銷量。2003 年年底，克林頓防止艾滋病行動宣布已與四家非專利藥品生產廠達成協議，以每年低于 140 美元的價格提供最普通的抗艾滋病藥品。 ????克林頓在多倫多是這樣描述 CHAI 所取得的成就的: “四年前，一線非專利藥的價格是每人每年 500 美元。于是我們開始重組醫藥市場，使其從高利潤、低銷量、付款不確定的模式向薄利多銷、付款有保證的模式轉變……結果我們把藥品的人均年使用成本降低到了 140 美元以下。”他還補充說，目前通過基金會協議而獲得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治療的患者已超過 40 萬人，遍布世界約 60 個國家。另外，克林頓基金會已就降低兒童藥品和艾滋病檢測費用的問題展開洽談。 ????然而，在全球防治艾滋病領域中，針對新聞數字和新聞內容以偏概全的抱怨十分普遍，克林頓基金會也未能幸免。在 2005 年的一次非專利藥品生產商大會上，人們談起了克林頓。據記載，Cipla 公司首席執行官優素福?哈米德博士（Dr. Yusuf Hamied）評價說: “他真是個演講高手。”的確，所謂的年均費用 140 美元，其實附帶著一長串的前提條件，但這些條件并沒有出現在克林頓防治艾滋病行動的新聞稿中；而那 40 萬受益患者事實上包括了由他人代為支付藥品及醫生費用的病人。（克林頓防治艾滋病行動并沒有提供自己實際資助病人的明細數字。）當克林頓標榜“我們把價格從 500 美元降了下來”的時候，這個“我們”說得堂而皇之，而其中 Cipla 等制藥企業和全球基金等組織功不可沒。面對如此批評，克林頓基金會向《財富》雜志提供了一份表格作為回應。這份表格顯示: 自 2003 年至今，基金會已安排采購了 7,200 萬美元的普通三合一抗逆轉錄病毒藥物，平均價格低于 140 美元。但這一數字也不能全面說明問題。正如 Cipla 公司的哈米德博士所說: “在提升 Cipla 和同類公司的信譽度上，克林頓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對這一點我永遠心存感激。” ????對此，其他主要參與者也持相同觀點。“我們的人已經去認真考察過了。”蓋茨基金會促進全球健康總監喬?塞雷爾（Joe Cerrell）說。“毫無疑問，（他們的）工作和成績是顯著的。”蓋茨基金會已向克林頓捐資 75 萬美元，并且正在評估另外兩個捐助項目。塞雷爾表示，“我們對這種模式深信不疑。” ????也許你還聽過這樣的批評: 克林頓制造的公眾效應與其所做的工作不成正比，搶了其他人的風頭──但是，鑒于他的身份，這在所難免，而且可能利大于弊，因為他畢竟使人們的注意力聚焦到了這項非常有價值的事業上。在多倫多，聯合國非洲艾滋病問題特使史蒂文?劉易斯（Stephen Lewis）向人們講述了他如何拜會馬加奇納，“幾乎是懇求他介入”解決萊索托這個被南非包圍、艾滋病患病率世界第一的小國的問題。“之后一個月──我重復一下，是在一個月里，克林頓基金會就和衛生部簽署了一項諒解備忘錄。”劉易斯說到，克林頓防治艾滋病行動所表現出來的緊迫感，與其他組織“令人詫異的從惰性瞬間變得麻木”的工作作風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除了漏斗般向萊索托注入低成本的抗逆轉錄病毒藥物之外，克林頓基金會還出資將該國首都馬塞盧附近的一家兒科診所裝飾一新。為表達感激之情，萊索托國王萊齊耶三世在去年授予克林頓萊索托最高騎士勛章。今年 7 月，馬塞盧機場為了迎接克林頓的來訪彩旗招展，氣氛隆重。由于跑道上沒有照明設施，這個機場只能在白天開放。在一片沸沸揚揚中，你不會知道另外一些人也在萊索托工作著。早在 1999 年，百時美－施貴寶公司（Bristol-Myers Squibb）就曾宣布，將在此后五年內向萊索托等五個非洲國家捐資一億美元。2005 年 12 月，該公司還與美國貝勒醫學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在馬塞盧聯合開辦了一家兒科診所。在克林頓到訪萊索托之前，保安先遣人員就選擇了施貴寶－貝勒診所作為備用醫院，并安排醫生值守，以備克林頓身體不適時使用。“克林頓的明星魅力無人能比。”貝勒國際兒童艾滋病防治行動（Baylor International Pediatric AIDS Initiative）主席馬克?克萊恩大夫（Dr. Mark Kline）評論說，“可是，一般人也許被誤導，認為其他人都無所事事，所以就減少了對他們的資金支持。（克林頓）他們的確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他們只是許多做了大量工作的組織中的一個。” ????克林頓在多倫多還宣稱，他的目標就是“到 2010 年，使全世界的患者都能夠得到（抗逆轉錄病毒藥物）”。其目標之宏偉，幾乎是天方夜譚──涉及藥品采購、運輸發放、培訓和基礎設施的費用就需要數十億美元。舉一個很小的例子: 根據在萊索托工作的波士頓大學教授威廉姆?比克奈爾大夫（Dr. William Bicknell）計算，如果能夠按期收到約 900 萬美元的資金，萊索托每年可治療 45,000 名患者。但到 2010 年，萊索托需要治療的患者總數將上升到 25 萬人。克林頓放言“全球患者都能得到”，也許暗示出他的一絲救世情結，然而這也表明，在極短的時間里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費徹姆指出，“曾經的憤怒和反責，變成了現在的希望和雄心。”大家一致認為，這一變化源于獲得了治療的渠道。過去懷疑窮人不能定期服藥的偏見已經證明是錯誤的。正如克林頓在多倫多所說，“如果你能給他們生存的工具，他們就能活下去。”而同時，克林頓也承認僅靠治療本身是不夠的，“除非我們掌握了疫苗或是徹底治愈的方法，否則前面的路仍然充滿坎坷。”他對多倫多的聽眾如是說。 ????去年，在倫敦的一次小型晚宴上，短小精悍、留著山羊胡子的蘇格蘭企業家湯姆?漢特爵士（Sir Tom Hunter）發現了鄰座的克林頓。漢特爵士在 1998 年以 5 億美元的價格出售了自己的運動鞋公司，現在是蘇格蘭的首富。晚宴進行不久，漢特爵士發現自己仿佛置身非洲。他和克林頓徹夜探討導致貧窮問題如此棘手的各種盤根錯節的因素──醫療保健對沒有清潔水源的人能有幫助嗎？清潔水源對飽受饑餓的人能起作用嗎？之后，二人決定在盧旺達和馬拉維推出一個綜合發展項目，目標是在十年內使該地區的人均收入翻兩番，并為這一項目起了一個連克林頓都認為過于花哨的名字──克林頓－漢特發展行動（Clinton-Hunter Development Initiative），或稱 CHDI。漢特承諾在十年內捐資 1 億美元，克林頓也同意使用他的名字并用人力參與這一項目。跟分析抗逆轉錄病毒藥物一樣，馬加奇納已經派人搭乘運送肥料的卡車，以便研究出最大限度降低成本的辦法。“克林頓就是提速器，”漢特說，“我們不必觀望有沒有人響應。我們的目的就是去除依賴。”他接著補充說，“我們絕對不希望介入任何交易。” ????除了醫生、圣徒和蘇格蘭企業家外，克林頓在華爾街也不乏支持者。其中，管理資金超過 30 億美元的 Sterling Stamos 資金管理公司已經開始將合伙人總利潤的 10% 投入到慈善事業中。該公司合伙人之一克里斯?施塔莫斯（Chris Stamos）與湯姆?漢特一起陪同克林頓出訪非洲，期間他宣布向克林頓基金會捐資。盧旺達給了克林頓解釋的時機，當一位盧旺達記者就克林頓政府在 1994 年種族大屠殺問題上的失誤向克林頓發問時，克林頓回答道: “失誤的不是我的政府，而是我。” ????“他說這話，一點兒沒考慮政治。”施塔莫斯評論說。 ????克林頓在結束 2006 年非洲巡回訪問幾個星期之后，又出席了洛杉磯的一次新聞發布會──是的，又是新聞發布會，到場的還有英國首相布萊爾。克林頓宣布了他的行動: 他將與世界上最大的 20 個城市合作，幫助它們降低廢氣排放量，低價采購節能燈等節能產品，以解決全球氣候變暖問題。該行動所需的 300 萬美元資金將由三位捐贈人提供: 安森?貝爾德 [Anson Beard，前摩根士丹利高管，曾參與罷免該公司首席執行官裴熙亮（Phil Purcell）]、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和魯珀特 默多克。“我敢肯定，這是魯珀特 默多克和芭芭拉 史翠珊唯一的一次共事！”克林頓說。默多克的《紐約時報》總是極為苛刻地批評克林頓，但最近兩個陣營的關系開始有些曖昧: 默多克甚至還為希拉里主辦了一次募集善款活動。 “默多克和我一樣，都有權堅持各自的主張”，克林頓說，“如果我不能和意見不同的人合作，那我就是個偽君子”。他笑道: “我當州長的時候，有人說我從來記不清第二天該恨誰。” ????也許你以為全球變暖問題加上艾滋病蔓延問題已經讓克林頓應接不暇，那你就該見見原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的合伙人鮑勃?哈里森（Bob Harrison）。他現在大部分時間都呆在哈林區克林頓辦公室的一間小屋里。一塊巨大的展板占據了小屋狹窄的空間，上面寫著: 更健康一代聯盟（Alliance for a Healthier Generation）。2004 年秋天，克林頓接受心臟搭橋手術之后，美國心臟協會（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打電話征詢他是否愿意從事一項公益事業，克林頓回復說希望能做一些結果可以衡量的事情。于是，2005 年 5 月，克林頓基金會和美國心臟協會（AHA）宣布建立“聯盟”，并且確立了要在 2010 年阻止兒童肥胖癥流行的宏偉目標。其實，這里有一些克林頓的個人原因──他從小就與體重超重抗爭，現在仍不遺余力地堅持長期節食──但他建立“聯盟”的意義不止于此。兒童肥胖癥將導致美國兒童的平均壽命在歷史上首次低于他們的父輩，由此產生的經濟后果令人堪憂。 ????像克林頓的大多數項目一樣，這個聯盟雄心勃勃，但仍處于萌芽狀態。然而令人驚訝的是，今年春天克林頓就召開了新聞發布會，宣布已與飲料廠商達成協議，限制在學校出售的飲料中添加的糖分和卡路里的含量。目前，哈里森正在與快餐供應商進行類似的談判。計劃內的其他項目，諸如協助衛生保健部門提高肥胖癥治療效果等，也正在進行當中。“這里的工作強度和緊張程度跟高盛公司任何一個時期都不相上下。”哈里森說。在離開高盛公司以后，哈里森曾經參與過約翰 克里的總統競選，現在他為克林頓基金會工作，不取分文報酬。然而，克林頓的飲料協議已經引火上身，形形色色的活動家、律師和學者指責克林頓剽竊了民間運動打下的基礎，說他只是被急于逃避真正法律制裁的碳酸飲料企業利用的便捷公關工具。如果你仔細閱讀這份協議，就會發現它全部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礎上。康涅狄格等州的州政府已經通過了進一步的立法。“企業通過克林頓這樣的名人，希望擺出一副行善積德的樣子，其實他們是迫不得已。”凱利? 布朗內爾（Kelly Brownell）說。他是美國耶魯大學食品政策和肥胖中心的主任，由于在兒童肥胖癥領域貢獻突出，新近被《時代》雜志評選為 100 名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克林頓要做些事情吸引眼球，一點都不奇怪。”推薦食品情報中心（Center for Informed Food Choices）的創始人米歇爾?西蒙（Michelle Simon）這樣評論。 ????與碳酸飲料公司的交易，體現出克林頓基金會的另一個重要信條──決心依靠企業，而不是與之對抗。哈里森表示，“基金會非常注重現實的經濟問題，我們不想讓任何人出局，甚或去破壞它的發展。”克林頓說: “我從沒有要求任何企業虧本經營。在防治艾滋病方面，在氣候變化方面，在衛生保健方面，我們最需要的是讓人們重新審視經營的前提條件。”他還引用沃爾瑪的“綠色經營模式”作為主要例證，詮釋善有善報的道理。該聯盟的工作也許能幫助檢驗這句老話的真實性。 ????克林頓基金會的每一位工作人員都堅持認為，在他們的字典里一定要有“不”這個字存在。舉例來說，經過六個月的研究，他們判定自己在當時特定的現實條件下，沒有能力解決世界上的水源和衛生問題。但是，當邦德非常認真地說“我們認為，重點解決幾個特殊問題，要比遍地開花更有影響”的時候，你不得不懷疑他們自我意識的水平。他們表面上似乎勢單力孤，但從他們的角度看來其實是極端的挑剔。邦德的黑莓手機（BlackBerry）總在嗡嗡作響，他的桌子上擺放著曼德拉的來信，電子信箱里還有斯皮爾伯格的一封郵件。他說，基金會每個星期要收到 5,000 封來函，其中 20% 都是要尋求幫助。“只要是身體的疾病，他們就會找我們幫助。”基金會首席執行官林德塞說。 ????如果這些聽起來都有點兒夸張，那還有沒有其他的方式呢？正如林德塞所說: “這是動物的本能。我們的老板肩負重任，是專干大事的人。” ????8 月底的一個星期四，克林頓位于哈林區的辦公室人聲鼎沸。會議室里，一大束盛開的紫色蘭花映襯著窗外曼哈頓的摩天大廈。人們進進出出，克林頓也在其中。克林頓 60 歲生日的系列慶祝活動正在火熱進行中，活動自 8 月 19 日生日當天開始，將一直持續到 10 月份，并以滾石樂隊的募捐演唱會作為收尾。今天，克林頓的員工為他舉辦了一次出乎意料的聚會，勃諾（Bono）通過音頻電傳發來了愛爾蘭著名男高音羅南? 泰南（Ronan Tynan）演唱的關于美國愛爾蘭人歷史的歌曲，克林頓當時淚流滿面。（不，他不是愛爾蘭人。） ????克林頓的辦公室是平靜的綠洲，墻上和窗臺上擺滿了紀念品和相框，看上去不像辦公室，倒更像是博物館。實際上，克林頓不常在這里辦公。他大約每年要有半年時間在外出訪，即使回到紐約，也大多在查帕卡的住所辦公，每個星期只有一天會到哈林辦公室來。 ????看起來，克林頓在 2004 年秋天身體上出現的問題并沒有使他放慢腳步。手術康復之初，他看上去十分憔悴，可現在他卻顯得非常健康，活力四射一如往常。除了基金會之外，克林頓作為聯合國颶風救災特使，還為布什－克林頓卡特里娜基金會（Bush-Clinton Katrina）工作。噢，對了，當然還有政治性事務。畢竟今年是大選年，所以他的日程中也留有參加競選活動的時間。“我知道，我必須盡力而為。”再有就是那些突發性事務，比如今天，他就參加了許愿組織（Make-A-Wish）的活動，會見一個許下心愿要見到克林頓的小男孩。（“他非常聰明”，克林頓說，“我看過的書他全看過”。）此外，他每星期還擠出時間閱讀四、五本書，在前往非洲途中，他一直在談論羅伯特?懷特（Robert Wright）所著的《非零時代》（Nonzero）。（“這本書顛覆了人們必須要與其他人分享未來的認識”，克林頓評論說，“但顯而易見，沒有其他選擇”。）當然，他還打打高爾夫球，但他說“如果每星期超過一次，就會覺得沒意思了。” ????克林頓說，他的大部分時間都用在基金會上，而且竭盡所能達到目標。“我不知道我們是怎么發展得這么快、影響這么大的。”“開始只有我和另外幾個人，再加上 1,000 萬美元的債務。”當被問及是否對失敗心存恐懼時，他的回答十分簡短: “不。”接下來，他的話你也許聽鼓動家說過: “你如果嘗試夠多、野心夠大，肯定會有失敗的時候。而最刺激的就是嘗試。”他堅持說，建立基金會的目的絕非贖罪或是補償失去的權力。“在我離開總統位置的時候就向自己保證，將來絕對不會浪費哪怕一天的時間坐在那里悶悶不樂，夢想著自己還是總統。”雖然他總是用不同的話來反復強調這一點，好使人們相信，但當他談到總統的權力有限時，還是要繪聲繪色地講上一段軼事。最近有人問他，作為前總統，是否有決心比當總統時做得更好，他回答說: “除非我能活得長一些。” ????事實上，比爾 克林頓的動機無法得到公正的解釋。他是否通過在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制造親善，爭取他們的支持來幫助希拉里？他會否認希拉里需要他的幫助。他對指責自己在擔任總統期間沒有什么作為的說法相當敏感，但也承認有一些敗筆，比如盧旺達問題。他說，“我真的覺得我欠那里的債，而且我也知道這筆債永遠還不清。”但是，即使他有一點兒壯志未酬的想法，他也不會承認的。 ????克林頓以自己的道德觀和宗教觀（常常還有自己的死亡）來解釋他做事的動機。在一年前的一次演講中，他說: “我們這樣做，在經濟上是合算的，但我們需要一點謙卑的心態。如果我們真的想讓宗教教義有所依托，那么我們做這件事的理由，就是出于它的正確性的考慮。”他還說: “我現在已經到了對任何事都無所謂的年齡，我只是不希望再看到任何人早逝。” 在哈林區的辦公室，他拿起一張和希拉里在阿肯色州時合照的照片，“當時我才 39 歲，但看上去還要年輕一點兒。”他說，“到 45 歲的時候，我的相貌和年齡看上去才差不多，之后就全完了。”大概從 1996 年開始，他就一直這樣說。那時候他好像才明白自己的花白頭發（現在已經全白了）讓他獲得了一直欠缺的莊重感。而在心臟搭橋手術之后，誰又能說他不是塞翁失馬，焉之非福呢？ ????結束了在馬拉維漫長的一天，克林頓搭乘飛機飛越非洲上空，前往下一個地點，繼續他關于行為動機的長篇大論。“在我的生活中，我對人、對政治、對政策總是情有獨鐘。除了盡力幫助希拉里之外，我已經遠離政治。但是，我并沒有離開人和政策，這主要是因為我熱愛他們。”克林頓說，馬拉維人只有一個選擇，就是為了活著而工作。“人類歷史上 99% 的人都是這樣生活的。如果你屬于為了工作而活著的另一小部分人，那么不僅現在，而且在歷史上的任何時刻，你都是享有特權的幸運兒。”他接著補充說: “如果你能改變一些事情，道義上你就負有責任。但這并不是一種負擔，而是一種愉悅。這就是我的人生動力。”他總結道。“但是，誰又真的能夠理解呢？” ????譯者: 董昱 相關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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