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如黃花敗落
????作者: 胡泳 ????西歐的商業活動在 13 世紀已呈現南北之別，兩片各自形成了自己的中心城市。南部的一片是屬于地中海文明的熱那亞、威尼斯、佛羅倫薩等，北部則有布魯日、安特衛普、阿姆斯特丹以及漢薩同盟勢力所及的波羅的海、北海、英吉利海峽沿岸諸城。然而，在隨后的漫長世紀里，歐洲經濟卻經歷了一個重心北移的過程，昔日意大利偉大的商業和工業城邦先后如黃花般敗落。 ????意大利曾是歐洲中世紀商業革命的先驅，率先從閉關自守走向國際貿易和勞動分工。阿爾芒多 薩波利曾經指出: “直到今天，人們不能找到任何東西，包括所得稅在內，在天才的意大利共和國中沒有先例。”確實，匯票、信貸、鑄幣、銀行、期貨、財政金融、公債、資本主義、殖民主義以及有關資本、勞動和國家之間關系的所有問題，都已在意大利存在。遲至 16 世紀，意大利還是一個重要角色。它的制造業繁榮，在向西班牙和北歐諸國提供商業和銀行服務方面成就卓越。然而，意大利卻因未能抓住地理大發現提供的機遇而喪失了其“近代歐洲的兒子中的長子”（布克哈特語）的地位。這成了一個令人迷惑的問題。 ????地緣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意大利只關注地中海，意大利的船舶不曾出現于印度洋，也沒有橫渡過大西洋。而穿越大西洋的貿易在 16 世紀上半葉取得了驚人的進展，塞維利亞和里斯本是新開辟的航道的終點，它們首先受益。先是安特衛普，然后是阿姆斯特丹，成了歐洲的金融首都。荷蘭、英國、法國北部在經濟、文化、技術上生氣勃勃。歐洲經濟開始了它的“大西洋紀元”，而意大利卻只關注于地中海。 ????從 1557 年到 1627 年這 70 年間，熱那亞的商人兼銀行家通過操縱資金和信貸，得以主宰歐洲范圍內的支付和清賬。一伙銀行家和金融家控制西班牙的財政，進而控制歐洲的財政，用今天的術語，可以說他們建立了一個跨國公司。他們從幾方面同時獲利: 利息，利上滾利，從正簽和反簽匯票中作弊，白銀買賣，黃金交易，債券投機，等等。手段變化多端，金額甚巨。然而，令人奇怪的是，1627 年后，熱那亞在同西班牙脫鉤、調整投資方向時，竟不脫離過去鼎盛時代的地理框架。同荷蘭和日內瓦相反，熱那亞不向英國發展，卻在法國大量投資。布羅代爾問道: “難道這是因為信奉天主教的熱那亞在北歐與基督教銀行網勢不兩立嗎？或者是因為舊習慣終究限制了熱那亞商人的思想和想象？”總之，這一選擇使熱那亞隨著舊制度的垮臺而蒙受無數災難，熱那亞人由此停止扮演歐洲金融霸主的角色。 ????在經濟上，意大利受制于其舊式結構: 行會控制束縛著工業，很難適應時代的變化。行會于 12～15 世紀在整個歐洲發展。15 世紀之后，其鼎盛時代業已過去，但殘余勢力仍很頑強。行會的職責是協調本行業成員間的關系，保護本行業成員的利益免受他人的侵犯。也就是說，要保障就業、利潤以及享受種種特權和自由。 ????雖然行會組織為其會員提供了保險和社會福利，但它們從性質上說是分利集團（根據美國經濟學家曼庫爾 奧爾森的定義，分利集團的目標是爭取重新分配財富，而不是為了增加總的產出）。通過聯合運用壟斷權力，它們有時還動用政治權力，去為自己的利益服務。這樣做的結果是，降低了經濟效率，減緩了技術進步。一個證明是，通過學徒制度，行會嚴格控制自己的準入。某些行會規定，雇工需要支付足夠的錢才能轉為師傅，學徒或雇工不許結婚；而另外一些行會則規定，師傅的兒子可以不必經過學徒階段而直接成為師傅，普通人則必須首先充當學徒。這無數的清規戒律，目的在于使任何一個師傅都不可能利用其他師傅的經驗取得重大技術進步。 ????在意大利，因為制造業主要限于城市作坊，勞動力成本依舊很高。這些作坊雇用的是成年男工匠，他們從學徒時就在這里工作，但其技術進步是極其有限的。新興的商人無論經營大宗貿易或開辦企業，從一開始便不得不成為城市為了組織整個手工業活動而創立的行會的一部分，從而陷入行會編織的羅網之中。在 17 世紀初，面對北方織物的競爭，威尼斯毛紡業的繁榮就因工匠拒絕放棄高工資而衰退。 ????由于意大利遲遲不能統一，它缺乏一個廣闊的民族市場。米蘭的制造業在 16 世紀蓬勃發展，各種機械系統得到廣泛應用。例如，當時用于卷絲、紡絲、拈絲的水力機器極其精巧，只用一個水輪就可帶動幾層機械裝置和筒管。這座城市還完成了對周圍農村的資本主義征服，把分散的土地歸并成大莊園，發展草地灌溉和畜牧業，開鑿兼收灌溉與舟楫之利的運河，引入新作物水稻的種植，乃至借助糧食作物與牧草的不間斷輪作逐漸取消休耕地。事實上，尼德蘭日后推行的“高級耕作”是在倫巴第發端的。為什么米蘭和倫巴第的農村與工業部門經歷的巨大變革竟半途而廢，未能導致一場工業革命？四分五裂的意大利語區存在著的地區性貿易限制，顯然構成了米蘭的發展障礙。布羅代爾認為，米蘭的失敗證明，“工業革命作為整體現象不可能僅靠內部，通過經濟各部門的和諧發展而實現；它還必須憑借控制外部市場這個必不可缺的條件”（《15 至 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三卷，639 頁）。 相關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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