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財富》中國500強峰會于11月3日在浙江溫州成功舉辦。中國上市公司協會會長、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會長、前中國建材集團和國藥集團兩家“《財富》世界500強”的“雙料董事長”——宋志平通過視頻連線參加本次峰會。宋志平曾經帶領這兩家中國公司進入《財富》世界500強,即使在世界范圍內,也是非常罕見的成就。關于中國公司面對的獨特挑戰,以及國際上多元化大企業的最新發展趨勢,宋志平和《財富》(中文版)執行主編章勱聞展開了對話。
以下為編輯后的對話實錄。
章勱聞:非常難得有機會請到宋總與我們做分享。昨天晚上我研究了一下過去的數字:2011年你首次帶領中建材進入世界《財富》500強的時候,榜單上的中國大陸公司的數量不如日本,甚至不到美國的一半。但是,今天這個榜單上中國大公司數量超過了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國家。在這樣巨大變化的背后,我們也聽到一些聲音:比如說大和強的問題,中國公司群體盈利能力和世界差距的問題等等。您在這方面一直有深入分析和研究,先請您評價下這些觀點。
宋志平:我過去40多年做企業經歷了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過程。2002年,國資委成立之初,包括央企我們只有5、6家世界500強。記得那個時候出國學習,我有一個很大愿望就是請一家世界500強的CEO給我們講講課,或者到世界500強總部參觀一下。一晃20年過去,我們的《財富》世界500強居然到了145家,超過了美國的124家。這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績。
所以我主張積極正面地看待這些問題。我們的世界500強企業排行榜用營收來計算,營收本身也是公司實力和競爭力的表現形式。《財富》做500強以營收為標準有點像衡量一個國家的實力的時候,我們會用GDP來比較。跟這個道理類似,其實營收也表明了一家企業的經營規模以及它的市場占有率等等,是一個綜合指數。
所以全世界這么多年來都非常贊成用《財富》世界500強榜單(來衡量大企業)。至于說到大而不強這些問題,我覺得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我們衡量一家規模特別大的企業,還有一個指標——社會貢獻率。也就是說它的稅收、交銀行的利息和財務費用、員工工資收入和保險,再加上利潤等等,實際上這四個方面加起來就是社會貢獻率。企業規模大了,社會貢獻率也會變得很大。而不只是凈利潤這一個指標。
即使從凈利潤角度來看,我們也應該客觀看待與美國公司對比的問題。因為美國和我們的企業產業結構有很大不同:美國基本上在高端,我們現在還處于中端,我們大部分是普通的制造業,以及基礎建設等等這些企業。因為產業結構有很大不同,所以從凈利潤來看也反映了這個特點。
另一方面,還有一個問題:我們的息稅前的利潤。中國公司的息稅前利潤是可以的。但是,中國大部分公司是負債經營,所以我們的財務費用相對比較高。美國在資本項下,它的直接融資比較多,間接融資比較少,所以它的財務費用相對更低。我們如果拋掉利息、稅收,就會感覺到利潤低了一點。這是財務結構上的問題。我的意思就是對500強首先要積極正面的看,因為本質上(我們中國公司群體近年來的迅速發展)是一件好事情。
章勱聞: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看待復雜問題的平衡視角——在把中國和美國比較的時候,不能忽視兩邊大企業群體行業結構、財務結構上的區別。此外,我們現在也在觀察一個全球范圍的趨勢:大量的多元化大企業在不斷分拆,比如標志性的事件就是通用電氣被一分為三。這種資本市場對上市多元化大企業的深層影響給我們中國公司帶來一些什么啟示?
宋志平:這個問題非常好。在20多年以前,我們資本市場衡量企業的價值的時候很簡單,就是用市盈率。市盈率就是利息的倒數——如果利息是5%,市盈率就是20倍;有10億利潤,你的市值就是200億。所以杰克·韋爾奇當年是多元化也好,進入金融業也好,他主要的思考就是不停地去創造高額凈利潤。因為你有高額凈利潤,市場上就給你比較高的估值。所以通用電氣從160億美元上升到6,000億美元,成為當時世界上最高市值的公司。
但是,今天資本市場不完全這么看了。到了高科技、新經濟時代,大家更看重的是你未來的價值——把科技,把新經濟成分看得很重。市場的估值就不再簡單地只看凈利潤,而是要看你在行業的領頭地位、你的創新能力等等。所以這又促使企業去做專業化,去做行業龍頭,或者細分領域的頭部企業。然后(這些大企業)就開始分拆。我們今天撇去GE公司其它的問題,主要看資本市場,它分拆成三家專業化公司的現象背后實際上就是這樣一個過程。
對中國公司其實也是一樣:我們過去主張整體上市,就把多元化堆到一起,規模的利潤引來我們高額的市值。因為高市值公司有三個特征:首先,它們是行業龍頭、或者細分領域的頭部企業;第二,它們有高成長性和高盈利性;第三,就是規范的治理。主要是這三點。所以今天GE的變化(其實并不僅僅是這一家公司),反映了現在資本市場和以前資本市場的區別。你剛才提的問題非常好,這是我們正在經歷的過程。
章勱聞:您剛才提到杰克·韋爾奇。中國要從制造大國變成制造強國,除了口號,除了資本、技術的助力以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管理上的創新。我們需要什么樣的管理創新?
宋志平:縱觀我們40多年改革開放,早期是向西方,包括日本學習管理的。其實,近十幾年來我們又走上了一條跟著美國學習創新+資本的道路。但是,最近大家注意到了我們要做成制造強國和質量強國。我們打造世界一流企業其實有四句話:
第一:產品卓越;第二:品牌卓著;第三:理念領先;第四:治理現代。
這個里面,產品卓越除了創新,在管理上也要加強,還要把技術+管理做好。我們這樣才可以從制造大國邁上制造強國的道路,中國的制造不光要滿足14億人內循環,還要在國際上進行大循環,形成雙循環。如果要成為制造強國,不能只有先進的技術;還必須有工匠精神和管理水平——也就是三精管理:組織精簡化、管理精細化、經營精益化。現在大家都在推在學,這是我們的基礎管理。對當前非常重要。
章勱聞:如你所說,若是像愛迪生那樣一心只想做大老板,拒絕管理團隊的話,世紀之交也許就不會誕生這家6,000億美元、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宋志平:是的,愛迪生是一位大發明家,但是他認為企業就應該是技術+資本,不重視管理,所以最后被踢了出去。他開辦了七家公司成為了后來的GE。作為對比,杰克·韋爾奇重視管理,他把摩托羅拉的六西格瑪引入到了GE公司。
現在寧德時代做的是極限制造,就是六西格瑪,也就是0缺陷率的極限制造,因此保持了電池的安全性。其實我們國內有非常多的好企業,它們目前在管理上也是精益求精,也是技術上創新加上管理上的精益求精,這樣就可以做成世界一流的企業。
章勱聞:我們看到北歐、德國有背靠銀行的百年家族企業、跨國公司。它們都是很好的案例。在吸取影子銀行、民間借貸帶來教訓之后,今天在溫州,你分享給臺下的企業家和金融機構最重要的建議是什么?
宋志平:首先溫州模式,即民營企業家族企業,非常好。而且改革開放這么多年,它對中國經濟的帶動非常大——創造了溫州的繁榮。溫州如今在搞結構調整,也希望積極發展上市公司、國有企業、國有經濟。因為過去我們民營企業雖然做的比較好,但是也有一些問題,比如:新興產業大規模布局等方面有欠缺。
所以現在市政府抓緊這么做,我非常贊同。我們縱觀溫州這些民營企業,它們真的做得非常之棒。但是坦率說,我們銀行支持它們的時候,需要條件太多。家族企業發展也非常重要。我們國家有將近4,800萬家公司制的企業。作為對比,現在資本市場A股公司也只有5,000家左右,即使以后翻一番(上市公司)也只有5,000分之一——也就是說大多數企業仍然不是上市公司,仍然要做家族企業,而不是大家統統上市。
所以,做好家族公司,做好大民營企業非常重要。中央提出專精特新、小巨人、單項冠軍、隱形冠軍等,我覺得非常好。但是要特別注意我們金融界的支持。良好的金融體系,是支持民營家族企業發展的必備條件。
因為融資無非兩種:一種直接融資,一種間接融資。直接融資就是直接投資或者上市,間接融資就是銀行。過去這么多年,我們的銀行在支持民營企業家族企業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家族企業、民營公司主要靠間接融資,上市以后就靠直接融資。溫州的民營企業和家族企業要健康發展,希望我們的金融業進一步改善自己的服務。真正為中小微企業、家族企業創造良好的條件。
章勱聞:感謝宋總,您今天為我們看待一些復雜問題提供了很多非常稀缺的寶貴視角和方法,也做出了一些呼吁。我相信同時在臺下,在其它地方收看我們對話的公司建造者們也會有很多啟發。期待下一次見面的時候我們對這些問題有更深入的探討,再次感謝宋總。(財富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