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摩前亞洲區主席：恒大暴雷并不是最主要問題
財富中文網
2021-10-23
疫情重塑了世界，各個國家都在不斷變化的新世界中試探著蹣跚而行。有新機遇誕生，也有隱患終于在危機的催化下爆發，包括全球都需要面對的普遍性問題，例如通貨膨脹及供應鏈危機，也有各國因國情不同，要面臨的特殊問題。這對各國的政策制定者提出了挑戰。
耶魯大學杰克遜全球事務研究中心高級院士、摩根士丹利前亞洲區主席Stephen Roach對于中美兩國經濟都有著深刻研究，曾給中國提出了寶貴的建設性意見。10月19日，在2021年《財富》世界500強峰會上，他與《財富》（中文版）進行了對話。
耶魯大學杰克遜全球事務研究中心高級院士、摩根士丹利前亞洲區主席Stephen ROACH與《財富》亞洲執行主編錢科雷在2021年《財富》世界500強峰會上進行線上對談。圖片來源：財富中文網
為了簡潔及表述清晰，對話經過編輯。
《財富》（中文版）：你如何看待美國和中國兩大經濟體的走向？首先從美國開始吧。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下調了對2021年美國經濟增速的預期至6%，這是幾個國家里面最大的降幅了。很多因素導致了這一結果，譬如供應鏈的問題等。你認為現在美國的經濟情況需要擔心嗎？
Stephen ROACH：我覺得增長問題是非常重要的，理由很明顯,它能創造就業，推動疫情后的反彈。最大的作用就是增長帶來通脹的極大下降。我們現在處在供應鏈危機全面爆發當中，這讓我們想到了70年代早期的短缺時期。
在IMF看來，未來這種放緩的經濟增速遠遠不能緩解供應鏈、通脹的壓力以及美聯儲的相關壓力。所以我們現在處于非常時期，增長數據體現了全景一部分。
《財富》（中文版）：你對于滯漲問題已經擔心了一年半了，你覺得這方面的擔心會成為現實嗎？
Stephen ROACH：有時噩夢會成真，這個問題就是一個例子。我最初警告滯脹是在《金融時報》社評里寫的，是在5月22日，我當時就說，現在的情況距離70年代滯脹只差供應鏈了。結果你看，供應鏈果然斷了。
當時我沒有想到的會是不同以往的、前所未有的需求側增長，所以不僅是供應鏈斷了，而且需求側這一部分也是大幅上升。這就增加了供應鏈的壓力，這是最大的問題。
《財富》（中文版）：增長放緩不僅美國的問題，IMF也減少了對日本、德國、中國的增長預期，中國2021年是8%，本來7月份的時候這一預測數字是更高的。下調原因是最近大規模的公司債務違約累計，尤其是房地產行業。全球市場現在都在討論恒大的問題。你可能也讀到了這則新聞，你似乎并不像其他人一樣擔心，為什么呢？
Stephen ROACH：恒大違約問題當然是非常重要的，我絕對沒有小覷這個問題，畢竟是3000多億美元的債務。恒大可能會部分違約，實際情況甚至可能更糟，但是我想中國政府完全有足夠的清算能力和應對相關問題的思路來幫助渡過這次危機。
總體來說，房地產業以及恒大的問題對于中國實體經濟的影響還是比較有限的，不像在美國、日本這類有房地產泡沫的國家，中國在住房方面依然有比較大的需求。尤其是考慮到農業勞動力遷移問題，現在城市中的人口占60%，未來十年可能會達到80%，這會進一步促進住房剛需，減輕對于房地產整體影響。這個我不擔心，恒大肯定不是最主要的問題。
《財富》（中文版）：那說說其他擔心的問題吧。你說到有關法規的舉措，還有改善財富不均、收入不平等的問題，這個話題我覺得非常有意思。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每一項政策都是非常有道理的，不管是加緊對互聯網公司的監管，還是整頓教育行業等等。為了縮小貧富差距，中國采取的措施同拜登政府做的沒有太大差別，你給我們具體解釋一下，未來什么讓你比較擔心呢？
Stephen ROACH：對，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我年紀比較大，這些網上游戲，或者直播我不是特別的在行，當然我在做判斷的時候也不想受到個人因素的影響。生活當中有很多便利是通過互聯網所帶來的，同時帶來了很多的顛覆，政府法規和權威機構的管控也需要一定的加緊。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國有充滿活力的企業家創業，發展了非凡的創業文化。那些辛勤努力的初創企業和互聯網平臺公司，給中國和世界都帶來了革命性影響，它們涵蓋了電商、金融技術、生命科學等行業。
綜合來看，這次政府部門是針對互聯網平臺公司的，我覺得這些舉措影響了目前推動民營企業發展的創新創業活力，畢竟民營企業是中國主要的增長引擎。所以他們8、9月份宣布想要解決的就是這個顧慮，劉鶴副總理就說：不用擔心，我們還是支持民營企業的，我們只是希望用我們的方式來管理。
《財富》（中文版）：最近幾周，市場都在討論，發展電商、視頻游戲、網上娛樂公司這類產業，是一種模式，發展那些硬核的實體、制造業相關的經濟體，譬如機器人、半導體、制造商，是另一種模式，被稱為德國模式。市場認為中國正在走德國模式。你是不是能夠對兩種模式進行點評，他們如何能促進你談到的中國精神，也就是中國經濟體的活力呢？
Stephen ROACH：大衛·李嘉圖在幾個世紀之前有這樣一個理論，他的概念就是比較優勢。過去幾個世紀中，我們學到的就是每個國家做最擅長的事情，利用最多的資源，這樣就可以提高效率。
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國。中國在脫離了困難時期之后，就真的成為了全世界的制造工廠，也創造了如今中國經濟的奇跡。但是慢慢地，中國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工廠了，更多的像是一個組裝廠，因為中國運用了全球供應鏈。但是現在的供應鏈受到了很大影響。
中國組裝了很多零件，一部分是中國生產的，另外一部分是世界各地生產的。很多國家，包括中國自身，都覺得是不是走得太遠了，供應鏈中的關鍵組件可能會被打斷，比如半導體零件的供應鏈問題會帶來很大影響。從離岸變成在岸，在本土市場生產，這并不是壞事，但是這樣做會失去一些公司員工的效率，這就會成為挑戰。
《財富》（中文版）：你談到了貿易伙伴的重要性，我們具體談談這一點。我們現在看拜登政府并沒有拋棄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貿易政策，而是更強硬。你覺得對于未來，中美關系的變化會有怎樣？
Stephen ROACH：我覺得最令我驚訝的就是，拜登剛上臺就想非常快速地擺脫特朗普政策的影響，包括邊境墻，以及穆斯林的旅行禁令等，但他延續了特朗普時期的貿易政策。
現在我們已經看到緊張趨勢在升級，這是非常令人擔憂的，它再次讓我們感受到強烈的政治情緒。我們或許正處于第二次冷戰的開端，包括基辛格前不久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事態的升級和沖突處在令人擔憂的軌道上。（財富中文網）
編輯：徐曉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