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是否會終結全球化？諾獎得主這樣認為
楊安琪
2020-08-23
今年7月底，白宮經濟顧問拉里-庫德洛表示，美國經濟正在經歷V型復蘇。不過，美國各公司的CEO們并不這么認為。
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向《財富》雜志提供了其對全球CEO和高管的調查結果。在美國CEO中，42%的被調查者認為經濟會出現U型復蘇，也就是更溫和的反彈，26%預計會出現可怕的L型復蘇，23%預計會出現W型復蘇或二次衰退。
只有9%的美國CEO預測經濟會出現V型復蘇，經濟反彈與經濟收縮的速度幾乎相同。
數字化則成為今年CEO討論中另一個重要主題。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指出，有60%的歐洲CEO和57%的美國CEO認為數字化轉型的加速是這場疫情帶來的最重要的長期影響。在中國，這一比例為40%。
不久前，《財富》與德勤會計師事務所聯合對CEO們進行了一項調查。在這份調查中有77%的CEO表示，其公司的數字化轉型在這場經濟危機期間明顯提速。40%的CEO稱增加了IT基礎設施/平臺方面的支出。
應該說，我們現在討論的所有企業數字化問題，都無法脫離兩個大的疑問和語境：疫情將要持續多久？以及，全球化的趨勢是否就此割裂？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佛大學教授埃里克·馬斯金（Eric Maskin）、騰訊首席戰略官兼高級執行副總裁詹姆斯·米切爾（James Mitchell）在本月《財富》（中文版）參與的一次對話中，也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以下是兩位主要觀點，內容經過編輯
談全球化
埃里克·馬斯金：全球化催生了前所未有的增長。中國奇跡主要歸功于全球化，其他許多國家也是如此。
如果疫情終結了全球化，或者至少導致其倒退，我就會擔憂未來的增長。世界經濟的增速將會低于之前，全球化允許我們利用不同國家的比較優勢，在全球化受到限制的情況下，這些優勢就無法發揮。此外，正如我和哈佛大學經濟學家邁克爾·克萊默（Michael Kremer）的一些合作研究所指出，全球化實際上讓全球的勞動力成為一個整體。
如果新冠疫情終結全球化，所有人都會遭殃。當然，我不認為會發生這種情況。是的，疫情發生時，一些國家會很自然地傾向切斷自己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聯系，防范疫情輸入。但是這個目標不太可能實現。
我們確實生活在同一個世界里，不論一個國家多么努力，都不可能獨善其身。當然我也覺得全球化碰到了麻煩。我認為作為經濟學家，應該盡我們所能來保護它。它一直是推動增長的力量，也是一股與貧困斗爭的力量。中國已經成功地讓數億人擺脫了貧困。
全球化也不是沒有問題，當然，任何一個像全球化一樣強大的東西，必然會在帶來益處的同時引發問題。但在我看來，有些問題是可以糾正的，我覺得全球化是需要很好地保持的。
詹姆斯·米切爾：全球化一直是、現在仍是一個令人驚嘆的發展引擎，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幫助數十億人擺脫貧困。因此，我認為從經濟的角度來看，雖然全球化是喜憂參半的，但它顯然是一個長期的主題。
我認為1919年的全球瘟疫并沒有對全球化或去全球化產生非常明顯的影響，當然，當時的影響，很大程度上被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余波淹沒，如果再往前看，13世紀的黑死病的確重塑了當時的資本流動和貿易行為。但這并沒有阻止資本流動或貿易行為。你可以爭辯說，歐洲經濟的重心由此從意大利北部遷移到易北河流域，以及英格蘭、荷蘭等國，特別是紡織品貿易方面。你也可以說，它將議價權從資本和土地轉移到了農民身上，因為人口縮減，單位土地面積相對的勞動力更緊缺。
我確信，這場特殊的危機不會帶來像黑死病那樣巨大的痛苦，但是它可能會改變資本流動或經濟活動的通路。這些我們只能在未來數年中靜觀其變。
談技術與創新
詹姆斯·米切爾：關于技術創新問題，我認為全球化會催生某種形式的技術創新。世界仍然具有全球化屬性，但也許在本質上會兩極分化。這會導致創新的持續，但是流向卻改變了。你在開場時提到，在過去的三十年里，創新和技術變革的速度大大加快。我的觀點是，在騰訊這樣的企業，這種感受是很真實的，因為，我們專注于在智能設備上提供社交網絡、娛樂和企業軟件。
但如果你是一家像波音或美國航空這樣的企業，你可能會說，實際上航空航天工業的技術變革速度，在1930年到1960年之間要快得多，當時從螺旋槳飛機改成大型噴氣式飛機，速度遠高于1960年到2020年。可以說，在過去三四十年里，在航空航天領域唯一真正的創新是火箭，比如像Space X這樣的企業開發了可重復使用的火箭。
不管怎樣，我認為人類天生具有創新精神。我們有一個天然青睞創新的全球體系，在過去的三十年里，創新主要聚焦微型化，比如集成電路、智能手機，以及上面承載的軟件。但是，未來創新的重點可能會轉移。我認為創新將繼續以不同方式延伸到不同重點領域。
埃里克·馬斯金：有一句古老的英語諺語說，需求是創新之母(Necessity is the mother of innovation)。我不確定漢語是否有對應的說法，主要含義就是，我們最具創新性的時刻常常發生在身處困難之時。所以反過來說，我認為疫情有可能實際上會促進創新。
它推動世界上的生物技術企業研發新藥，比如一種新的疫苗、新的基因療法來應對疫情。毫無疑問，所有這些努力都會對其他產品產生很多溢出效應。
詹姆斯·米切爾：外源性沖擊確實可以刺激創新。不管是創新之父還是之母，都是這樣。
但是，沖擊肯定會刺激人們產生各種反應，比如說，二戰的六年催生了原子核能研究，衍生出電子計算，帶來了現代抗生素，還有噴氣式發動機、雷達。所以，我的假設是，無論外源性沖擊持續多久，它在激勵疫苗和防疫措施等直接的技術創新方面，也會有一定的成效，而且會間接衍生出新技術。
當然，創新者的行為在外源性震蕩時期可能有別于平時。一般來說，在戰爭期間，政府在激勵、資助和促進創新方面成為主要推動者，而在當前這場特殊的危機中，大型制藥企業的確在加緊行動。
和過去相比，他們沖在最前線，與政府、頂尖大學合作，他們的成果非常值得期待，不論是疫苗等直接成果，還是其他間接成果。我認為，無論新冠疫情是否發生，世界都會從一種基于物理學的范式轉向基于物理和生物學的新范式。這一趨勢基于人類對DNA和RNA進行測序的能力，以及實際上對病毒進行編碼或調整DNA的能力，而新冠疫情會直接或間接地加速這種轉變。
埃里克·馬斯金：另一個被快速推進的技術進步領域就是我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我現在是從波士頓參加對話，你們在中國。計算機通信技術和其他現代技術不斷進步。這本來就會發生，只不過現在比幾個月前更難面對面交流。我所在的哈佛大學的教學技術已經在幾個月內有了明顯的進步，實際上大多數課程都不需要現場授課了。
我們的大部分互動會走到線上，現在人們擔心，僅僅通過在線平臺交流會不會喪失一些東西？但同樣的，這將取決于技術，可以想象未來會有更加實質性的改進，以至于很難辨別大家是否真在同一個房間里，還是通過電腦。這些都是可以期待在未來幾年實現的改善。
詹姆斯·米切爾：您的話很有意思，我最近在重讀一本小說。一本三十多年前的書，但可以說重塑了現代互聯網 ——《神經漫游者》，作者威廉·吉布森。
令人吃驚的是，作者在互聯網真正出現之前很早就發現端倪。他把很多微妙的東西揭示出來，在神經漫游者的世界里，人們四處走動。如果需要聯系其他人，就去電話亭，用固話給他們打電話，但有時沒人接聽。那只好回家，然后從家里登錄到一個虛擬世界，一個物理世界的逼真鏡像，但登錄需要使用固定地點的固定設備。
當然，這與過去三十年世界的實際演變是相反的。也就是說，現實中互聯網越來越多通過智能手機產生連接。但另一方面，我們在互聯網上與其他人的連接體驗是分裂的，僅通過非常碎片化的應用程序來協調。所以你我之間的互動可能是通過即時通訊軟件、電子郵件、視頻會議APP，但每一種體驗都是割裂的。我們在這些互聯網體驗上的社交圖譜，與其他任何場景的社交圖譜都有很大的不同。
現在，人們被迫居家隔離一段時間，我們看到了對全方位虛擬體驗的需求在增長。幾周前我和我的孩子們一起玩游戲，游戲里一度聚集了1200萬玩家。幾天前，我又登陸游戲時，發現舊地圖被打爆了，繪制了新地圖。
這讓我瞥見所謂的隱喻的一角，無論如何，這是一種不同形式的虛擬化，更類似于小說30年前的想法：在虛擬世界中，復制更多的物理世界的體驗，而不是目前占主導地位的隱喻，即通過手機隨時進入個性化的世界。
談企業數字化
詹姆斯·米切爾：我認為，疫情加速了支付和企業軟件的數字化，并刺激了云服務的采用，當然，這確實是現在不同垂直領域正在發生的事情，情況千差萬別。
我認為中國的支付已經相對高度數字化，可能其他發達國家也會快速追趕中國，支付數字化在中國已經在中國已經非常普及。
另一方面，在幫助企業上云方面，中國比美國的進程落后很多年，也相對落后于歐洲。疫情刺激了中國企業上云的愿望。但在短期內，愿望和能力、人才供應之間可能會有一段時間的滯后，因為特別是在中國，許多工作負載沒有從內部部署轉到外部部署的云上。
實際上，很多企業剛開始創建數據，第一次將數據數字化，第一次構建數據數字化的過程，需要第三方的現場支援，比如騰訊派員工去客戶現場，以促進數據的數字化。
新冠疫情下，有一些安全問題需要考慮，比如企業是否很快接受外部員工進入現場幫助他們實現數據、流程數字化。我認為，從中長期來看，這場疫情肯定加速了數字化趨勢。但是從非常短期的角度來講，人的安全總是要放在第一位。
這是關于疫情的問題。就企業如何衡量自己在數字化方面的進展而言，我的初步想法是，需要個案分析……企業在確定數字化前景的首要任務是什么之前，需要深入審視自己，而不是采取一刀切的解決方案，這可能不適合他們的特殊需求。
埃里克·馬斯金：關于供應鏈的問題，有人認為疫情可能切斷全球供應鏈，但我認為這沒有抓住重點。
疫情給我們上的重要一課，并不是說與國內供應鏈相比，全球供應鏈的風險更大，而是過于依賴任何一個單一的供應鏈都是錯誤的，因為那個供應鏈，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全球的供應鏈，都可能被破壞，而且常常由于突如其來的東西，比如疫情。
因此，應對疫情的正確對策不是從全球供應鏈轉移到國內供應鏈，而是擁有多元化的供應鏈，因為國內供應鏈也可能受到干擾。所以一家企業不應當再依賴單一的供應來源，而是要多元化。如果一個來源由于某種原因變得不可用，還有其他選擇。
當面臨風險時，應該分散投資組合，這是穩健金融投資的基本原則。同樣的原則也適用于經濟生活的其他領域。如果我們面臨可能因疫情而中斷的風險，我們也希望使我們的供應商多樣化。這才是我們要吸取的教訓，而不是說全球供應鏈本質上是有風險的。（財富中文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