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數字化時代，從政府到事業單位到企業各類組織都在追求效率，用各種先進的數字化工具把人們綁定在各種互聯的系統中，每個人的產出可以被精確地衡量，可以直觀地和他人去對比，這些數據又源源不斷地匯入決策系統，并最終匯報給決策者們。這些基于數字的決策被稱作是“科學決策”，而很少有人關注這些決策是否“人性化”。而人性的東西往往是緩慢的、低效率的，這似乎與這個時代格格不入。于是乎，在數字時代，一切都變得更快，但人們的幸福感卻在不斷下降，人們的焦慮、抑郁程度卻在不斷攀升。

回歸到醫療行業的效率問題，數字技術的確提升了醫療行業的公平性和效率，譬如實名制掛號系統的推廣對“黃牛”的打擊很大，而一些遠程診斷和手術的應用也的確提高了效率。但中國醫療領域更深層次的問題是地區間醫療資源的不均衡，以及整體醫療資源的供給不足問題，這個僅靠數字化技術，并不能短時間內得到改善。

這句話，邏輯是反過來的：人們持續的、加速的不滿意，促使醫療提升……如果滿意了，不加速了，醫療效率的提升，也就到底了……

“效率悖論”在生活中隨處可見，但其實人們的反思遠遠不夠，或者說，效率的悖論之所以難以應對，是因為這種悖論中暗含一直不平等、不均衡的關系。比如在企業的效率悖論中，管理者們為了使成本更低、利潤更高，自然會追求能使得效率最大化的途徑，但其中的負面影響卻主要由員工來承擔：比如高房價、休閑時間的剝奪等，原本的不平等無疑被效率至上的邏輯鞏固。

而在醫療這一具有公共性的領域，效率的問題又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此前的赤腳醫生制度其實是建國以來相當大的成就，因為它用事實證明，“廣覆蓋”比“高水平”更適應那時全民健康問題的緊迫需求。但發展至今情況又有所不同，人們開始追求更高的醫療衛生水平，效率的提升確實提供了渠道和機會，但要實現“高水平的廣覆蓋”短期以內仍是難以企及的。并且，醫療絕對不能完全用“逐利”的企業思維加以對待。所以國家一直在進行醫改而不是放開市場，因為在這一問題上，效率和公平的矛盾不能交給市場去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