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高校生大多都以進工廠，銀行，體制內上班，鐵飯碗，穩定，說多了應該是為集體國家做貢獻，現在都想進企業公司，哪怕這是不穩定的，若干年后會破產倒閉的，也是要進，為企業打工，其實就是給私人做貢獻掙錢。年代不同，突然發現這個巨大的變化。

算法為王的時代，其實并不是一個好的時代。有時候我們在網上搜索的關鍵詞并不代表我們內心對信息的真實訴求，但算法并不知道這些，于是我們每天看到了大量的垃圾信息。信息爆炸的時代，我們反而更需要精華和干貨，但這些很難由算法來完成。美國雖然也是互聯網巨頭們壟斷的天下，但我們有幸能夠看到如MeWe和Parler這樣的小眾軟件能夠在特定的時候成為人們表達不同聲音的工具，這樣的多元化是非常好的一種互聯網生態。在中國，社交基本是騰訊一家的天下，除了微信和QQ，我們幾乎無法使用其他軟件進行交流。

這種招聘試題，其實是這幾年已經完全走偏的荒腔走板的素質教育和高校自主招生的深度翻版。

看看那些試題，充滿了莫名其妙的優越感，出題的人，和已經在那個企業就職的人，是否能回答得上來，即便能回答上來，這些東西考察的是職工的什么能力呢。

這不是配不配996的問題，而是就業市場供需失衡的背景之下，強勢一方的企業以及其中HR部門毫不掩飾迫不及待地展示出的傲慢、荒誕與自以為是，當然還有對應聘者的嘲弄。

中國大部分企業不配雇傭中國人干活，因為他們沒人性！

有個難解的問題～為什么一方面競爭如此激烈？一方面鼓勵放開生育限制？一方面特斯拉，富士康，小米等建起一個個無人工廠，帶來人力成本降低預期，引發股價上漲？一方面35歲以上渴望財務自由睡后收入脫離職場享受生活？一方面眾多大學畢業生不去磨練自己，選擇送外賣？難道鼓勵多生是為了擴大選擇隊伍？降低試錯成本？消費工具？機器候補？

這篇文章具有很強的傾向性，整體比較偏頗，屬于先有結論再找支撐點，文章也基本上是以個體求職者為角度去找的一些案例，但這些個案明顯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目前，很多大型公司仍然在招聘大量的職位，可能只是因為信息不對稱，才造成了工作難找的假象。身邊有很多求職者也都在頻繁地參加面試。目前，中國的疫情基本已經得到了控制，局部的爆發并不會改變整體經濟的常態化運行，只有一些遭受疫情重創的行業，或者是和跨境流動高度相關的行業可能還沒有恢復如常。

想起央視《新聞調查》在2017年出過的新聞專題片《畢業了》，節目選取了幾位南京大學的應屆生，有人苦苦尋求教師一席，頻頻被拒，最終加入了考公大潮，有人投靠互聯網大廠，在群面中被復旦、交大能言善辯的學生壓得說不出話，有人“輕輕松松”拿到了華為offer，最終去到了給出薪資更高的外企。當時我想：哇，南大學碩畢業，找工作的壓力竟然還這么大？現在看到這篇特稿：北大尚不是“免死金牌”，復旦畢業生涌向美團，得在自己班中先“卷”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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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多粥少的難題，已經直擊塔頂的那一群人，而在我看來，恰恰是頂尖的那一群人，注定面臨著“卷”的命運。精英越來越多，學歷越來越貶值，經歷越來越膨脹，而大眾青睞的互聯網企業再怎么發展，每年也就擠出這么些崗位，等待分食的塔尖職位極為有限——這不是高不成低不就的問題，而是“塔尖”與“塔尖”不匹配的問題。

因此，尋求就業的最優解，不是“低就”，而是在平層另尋出路。互聯網企業、快消企業職位價值高，但不意味著人人都得擠破頭皮擠進去。就業系統是一個三維的樓宇，而不是一個平面的三角。只有迎合自己的定位，而不是塑造對方需要的人格，才能尋找到最優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