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從幾年前西方商業世界高舉的價值大旗，到現在被多方轟炸批評，甚至到了美國總統必須動用否決權才能否決一項反ESG議案，這段下坡路實在很陡峭，背后既有一些與時事相關的原因，也有一些更長久的結構原因。

與時事最相關的，還是俄烏戰爭。這場戰爭完全暴露了歐洲對俄羅斯油氣資源的依賴，也徹底打亂了歐洲減碳的步伐。在可再生新能源一時半會兒還無法滿足歐洲能源需求之時，曾被ESG資金“拋棄”的傳統石化產業忽然又被重新重視起來。如果一個基金因為信守ESG價值觀而遠離石化股，那么過去一年它的表現將遠差于繼續投資于這些股票的人，比如股神巴菲特。資本總是逐利的，價值觀什么的太耗費耐心了。

美國反ESG的聲浪，最初就發源于德州這種資源豐富的州。那里的一些小油田主忽然發現，給自己提供資金幾十年的銀行，忽然之間都表示因為“皈依”ESG不肯借款給自己了。這些油田主們在華盛頓的游說實力不能小覷，最終掀起一輪席卷整個資本市場的抵制聲浪。這種反對聲音又被高度政治化。共和黨人認為，ESG就是攜帶了過度左傾價值觀的特洛伊木馬，打入美國商界要搞一場“和平演變”，而商界本是共和黨的地盤，于是在國會發起反ESG動議。雖然拜登出手能暫時壓制，但反ESG的氣氛已經揮之不去。

圍繞ESG的更長遠的結構問題，包括標準太多太雜，評級不透明，企業“洗綠”現象嚴重等等。但一個比較值得關注的點是，因為ESG最初是一種投資工具，投資者用它來評判一家企業的投資風險有多高，所以天然更關注負面，以及企業如何減少負面，也就是“作更少的惡”。但對企業在如何“做更多的善”，ESG則關注得相對較少，也完全還沒形成對“善”的量化體系。馬斯克攻擊ESG雖然不全在理上，但有一點值得思考——一個評級機構為何會因為大的石油公司做一點改進就把它的評分提高，卻把一家電動車公司剔除出一個指數。

但ESG其實代表了整個人類社會對商業世界的一種寄望，就是在財務指標之外，我們要考慮企業對自己的員工和所在社區（S），對股東（G）和對地球（E）的多層責任。ESG評級體系的確需要改進，甚至可能會換個名字，但人類的這種愿望不會消失，只會日益增長。難怪有西方媒體喊出了“ESG is dead. Long live ESG”（ESG已死，ESG萬歲）的口號。

這個議案是共和黨提出的，得到了幾位民主黨參議員的支持，僥幸通過了參議院投票，但毫無意外地被拜登否決。ESG 的概念本身就是民主黨和拜登政府力推的，拜登必然誓死捍衛。如果要否決總統的否決需要議會三分之二的議員贊成，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到拜登任期結束前，共和黨想推出任何國內法案并獲得通過的可能性都是零，民主黨這邊由于失去了眾議院也基本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