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是一件皆大歡喜、堪稱雙贏的好事。校友回饋母校，既證明了自己事業的成功，也表達了對母校的愛戴；學校接受校友捐贈，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培養學生有方、教育學生有道。沒有想到，好事變壞事，捐贈不僅沒有成功，反而變成一場官司，學校為了1100萬捐贈，將校友告上法庭，校友因為這次捐贈，成了被告，還被法院列為被執行人。

也許，雙方都有委屈。從捐贈者來說，原本事業有成，管理著數十億元的基金，區區1100萬元算不了什么，只要做好一筆投資，就能數倍數倍地掙回來。捐贈母校1100萬元，對于提升個人與公司形象都有好處。無奈造物弄人，一場疫情，讓很多企業陷入困境。對玩資本發家的吳幽來說，面對經濟下行、企業困難、需求不足，恐怕有通天本領，也難保投資沒有風險，能夠讓企業生存下去，就已經相當不容易，哪還有能力兌現捐贈承諾。事實也是如此，如果不是因為管理的基金出現嚴重困難，再怎么說也不會失信于母校。畢竟，這是當著學校老師和其他校友的面做出的捐贈承諾，但凡有一點辦法，也不會諾而不捐。否則，以后還怎么在學校、老師和校友面前抬頭呢？即便今后加倍捐贈，這次的失信，也會在其個人的信用史上寫下重重的一筆，甚至可以說是污點。

對學校來說，吳幽的承諾，已經向社會公開，在校友中引起巨大反響，吳幽自身也因為這次捐贈承諾好評如潮、形象大升，特別是輟學創業的經歷，為廣大校友津津樂道。更重要的是，1100萬捐贈，在廣大校友看來，已經進入學校教育發展基金會，可以用于設立高端人才計劃基金、家庭經濟困難本科生海外實習基金、名人名師講座基金和創新創業基金了。如果遲遲沒有行動，校友們也會對學校有不同看法的。如果不通過適當的方式把信息發布出去，對學校形象也會有不利影響。因此，面對吳幽的諾而不捐，學校似乎也很委屈，希望通過此次起訴，讓外界、特別是校友都能知道真實情況。

只是，這樣的起訴，無論對吳幽還是學校，都是有害無利的，是一次“雙輸”行為。學校會斯文盡丟，吳幽則信用丟失。因為，外界不會因為吳幽的基金遇到困難，就原諒他的諾爾不捐，而會追問吳幽，既然沒有這個能力，為什么要如此高調地發布捐贈消息，是不是炒作。同時，輿論也不會因為吳幽的失信，而對學校起訴校友予以支持，相反，會認為學校太過小氣、太過沒有格局。就算校友諾而不捐，也要看他是什么原因失信的。尤其在疫情的沖擊和影響下，企業普遍困難，投資出現嚴重損失也是可能的，為什么不能給予失信校友更多理解和諒解，相信吳幽會在企業步入正常軌道后，會兌現這次捐贈承諾的。

這也意味著，無論這次事件最終以怎樣的結果出現，對雙方當事人都是顏面掃地。給吳幽帶來的教訓是，在沒有足夠捐贈能力的情況下，捐贈承諾一定要實事求是，要有三分力、發一分功，而不要有三分力，發七分功，會傷身的。給學校的教訓是，對校友的承諾，應當歡迎，但也要實事求，不能因為校友因為客觀原因未能兌現承諾，就一棍子打死，就將其告上法庭，讓其信譽掃地。否則，以后哪位校友還敢承諾給母校捐贈呢？

捐贈是自愿行為，只要不是惡意捐贈，從法律上講，捐贈者在遇到困難時，可以撤銷捐贈，或者調整捐贈數額、捐贈規模等。這起事件的發生，應該會讓捐贈者和被捐贈者都引以為戒，既不要在捐贈時過于高調，也不要對捐贈過度宣傳。真正熱愛公益、慈善事業者，是不會張揚的。而真正需要接受捐贈者，也會用低調的方式處理的，不會過度宣傳，避免帶來負面影響。

頭腦發熱也好，深思熟慮也罷。吳幽可能當初的確打算向中國礦業大學進行捐贈，并且也有能力實現承諾。畢竟只要是個正常人，就沒人會用一個完全不可能兌現的公開承諾在將來打自己的臉。

當然，吳幽上失信名單一點也不冤枉。畢竟他沒有實實在在地兌現當初給中國礦業大學許下的承諾，就應該對自己的失誤付出代價。

作為一個偏理性的人，在做一些遠期承諾時我會異常謹慎，因為我知道時間越長意味著導致承諾無法兌現的風險會越高。這么行事的壞處是他人會認為我不近人情，但好處是我不會讓對方空歡喜。

人生存在這個紛繁的社會之中，畫餅的確能在短時間吸引他人，但是拉長時間來看卻往往都在埋雷。為人處世強調誠信不是迂腐，甚至有些功利：它是在當下“種善因”，從而給未來打下“得善果”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