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曾談到趙廼摶先生給他的最大影響，是在經濟學領域內了解到制度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過程，這使他懂得了制度經濟學的意義。制度經濟學在經濟學說史上是以異端的面貌出現的，但制度經濟學的傳播無法限制，它獨樹一幟，形成對正統經濟理論的挑戰。“這也使我以后一生對制度經濟學感興趣。”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原常務副院長徐泓在《北大金融評論》上撰文回顧了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與趙廼摶、周炳琳兩位恩師之間的師生情誼。三位學界泰斗對中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均產生了重要深遠的影響。
以下為正文：
厲以寧先生與燕東園29號小樓有一段不解之緣。他從1950年代還是大學二年級學生時起，就經常出入這棟小樓，北大經濟系兩位著名的教授住在這里，樓下周炳琳先生家，樓上趙廼摶先生家，他走得熟門熟路。
厲以寧是先認識趙廼摶先生的。那時北大經濟系還沒有從城內原校址遷到西郊新校址。在沙灘區有一座法學院大樓，經濟系、法律系、政治系三個系都在這里辦公。樓內還有一個法學院圖書閱覽室，厲以寧是常客，沒有課時，他就到那里去借書、閱讀。
當時趙廼摶先生剛從廣西參加土改回來，也常去圖書館，他很奇怪，這里在座的素來都是教師，為什么這個20歲出頭的學生這么勤快，老在這里讀書？趙先生問厲以寧是幾年級的，厲回答：一年級下學期的。那天他剛好讀的是一本英文的西歐經濟史，他一邊讀一邊把書內的資料摘錄在筆記本上。趙廼摶先生看了很感興趣，說：“周炳琳教授是研究西歐經濟史的，以后我請他指點指點你。”他還說：“我家里書很多，有些書這里沒有，你可以到我家里去看看。”
這個邀請在老北大遷到西郊燕園以后實現了。1952年冬季的一天，厲以寧來到燕東園29號小樓，進門，上樓梯，來到趙廼摶先生的書房。趙先生告訴他：“我已經向周先生提到你了，說有一個學生對西歐經濟史很感興趣，周先生說讓他來找我吧。今天周先生在家，你去他家看看他，他會指教你的。”于是厲以寧下樓就到了周炳琳先生家。果然周先生和師母魏璧先生都在。周先生問厲以寧對什么問題感興趣，厲回答：一直想研究西歐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問題。周先生很高興：現在的大學生對經濟史感興趣的人不多了。
從1952年冬天到1955年夏天，厲以寧每次到燕東園29號都是先到趙先生家，再到周先生家。兩位先生家藏書頗豐，有些英文書是北大圖書館沒有的。厲以寧常在他們家中借閱，向他們請教。
他后來多次表示：“這些書籍對我打下經濟學和經濟史的基礎是非常有用的。我常想，在大學學習階段如果能比較扎實地打好基礎，對今后的成長的影響，時間過去越久，越能有較深的體會。”

成為趙廼摶的“關門弟子，走讀學生”
趙廼摶駱涵素夫婦，是當年很少見的一對一年四季都著中式服裝的老人。記憶里的趙廼摶長須冉冉，布衣長袍，連鞋子的式樣也是軟軟的布面老頭鞋；自從上個世紀40年代末，在北大經濟系教書，當時剛50歲的趙廼摶就是這樣的打扮：氣度不凡，雍容儒雅，顯出典型的中國學人風范。他的夫人駱涵素身材嬌小，也是一襲旗袍，還喜歡系一條方絲巾。
趙廼摶屬于中國經濟學界的第一批“海歸”。1922年他從北京大學法科經濟門畢業，1923年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科學院攻讀經濟理論，1929年獲哲學博士學位。他師從經濟學家賽利格曼，博士論文研究英國制度經濟學派創始人之一理查德·瓊斯。現在被全世界經濟學界普遍采用的“制度經濟學”這個術語，就是在他的博士論文中率先概括和使用的。
夫人駱涵素隨夫留洋，1929年取得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研究部自然科學碩士學位，后成為我國為數極少的第一代營養學家。1946年她進入北京師范大學，先后擔任家政系、保育系主任，教育系成立后，她繼續從教，主講學前兒童營養學、學校衛生學等，并建立了全國第一個學校衛生教研組。
趙廼摶于1930年攜妻兒回國，次年應聘為北京大學經濟系研究教授。回望他的一生，在北大經濟系執教55年，其中18年擔任系主任。他回國這一年，后來被他稱為“關門弟子，走讀學生”的厲以寧，在江蘇南京出生。
趙廼摶先生早年間就是一位研究歐美經濟思想史的大家。1949年之前他在北大、西南聯大的講臺上，一直主講經濟學原理和經濟思想史課程。集他二十年研究和授課的結晶之作《歐美經濟學史》于1948年作為正中書局的“大學用書”正式出版。1949年該書局遷至臺北，繼續發行了九版，在臺灣和海外是經濟學學生必讀書之一。
1949年初北平解放以后，趙廼摶先生努力跟上新時代的步伐，在北大停開了“經濟學概論”，新開了“政治經濟學”和“價格概論”。他還接受同學們的建議，積極延聘王學文、薛暮橋、郭大力、狄超白、千家駒等經濟學家來校講授新中國經濟建設迫切需要的各門課程。1949年夏天他主動請辭了系主任一職，專任教授。1952年，他開始了學術轉型，從研究歐美經濟學史轉向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著手編輯一部中國經濟史文獻方面的學術專著。
這是一個浩大的研究計劃。趙廼摶先生所要輯集整理的史料包括歷代經濟和經世思想兩大類，僅經世思想這部分，他打算將分散在經史子集中的大量資料統統整理出來。
進行這項工作的第一步，必須博覽古籍，最廣泛地搜集史料。在浩瀚的文獻海洋中，他發掘湮沒、鉤沉抉奇。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他就讀過好幾遍。為尋找一本書或查閱史料，他經常到北京圖書館借書，國子監、隆福寺舊書攤的攤主們都和他成了老熟人。有一個關于他尋書10年的故事：趙廼摶先生原只知道《大學衍義》，后來，他從《明史》上看到明代邱浚著有《大學衍義補》一書，為原書補充了財政、經濟方面的內容，這正是他輯集整理中國經濟思想史料所需要的。為了找到這本書，他跑遍了舊書店，整整留心了10年，直到20世紀60年代后期，才在新出版的《明經世文編》中找到這本書。
正是在趙廼摶先生學術轉向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時，厲以寧成為他的“關門弟子”，他目睹了恩師如何以驚人的毅力查閱古籍，往往一部書就是幾十卷到百余卷。
1955年初夏，厲以寧在大學畢業前夕的一個周末，陪趙廼摶夫婦游香山，同游的還有馬雍、張盛健、趙輝杰、傅正元同學。師生自帶面包、茶葉蛋、香腸、飲料，在草坪上席地而坐，盡歡而返。厲以寧賦詩一首：
陪趙廼摶老師、駱涵素師母游香山繁花淺草，蜂蝶隨人香徑小。云淡風清，春色依然嶺上明。山高幾許，手插柳條逢喜雨。幼樹新姿，共盼迎來飛絮時。
厲以寧曾談到趙廼摶先生給他的最大影響，是在經濟學領域內了解到制度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過程，這使他懂得了制度經濟學的意義。制度經濟學在經濟學說史上是以異端的面貌出現的，但制度經濟學的傳播無法限制，它獨樹一幟，形成對正統經濟理論的挑戰。“這也使我以后一生對制度經濟學感興趣。”
機緣巧合成為周炳琳的教研助理
厲以寧大學畢業后，因受某些問題牽連，雖然留校，但沒有當上教員，只當了一名資料員，編制在北京大學經濟系經濟學史教研室。所幸分配給他的工作是作為周炳琳教授的助手，協助整理、收集外國經濟史的資料。
厲以寧來到燕東園29號，這次他先到周先生家。周先生很高興，給了他兩個建議：第一，翻譯一些蘇聯學者論述西歐經濟史的資料，第二，把北大圖書館內所藏的兩種最重要的經濟史雜志《經濟史雜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和《經濟史評論》（Economic History Review）歷年刊載的經濟史論文一一編寫內容摘要。周先生說：“如果沒有經濟史的基礎，經濟學理論是學不好的；如果沒有對西方經濟史的研究，工業化會走彎路。”
厲以寧說：這兩句話影響了我一輩子的研究和學習。
周炳琳魏璧夫婦也是一對不顯山不露水、深居簡出的老人。與趙廼摶同樣，周炳琳也是經濟學同門，也是海歸，而且是校友。當趙廼摶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的時候，周炳琳已經獲得了碩士學位。所不同的，趙廼摶一生鉆研學術，而周炳琳曾一度從政。
1919年1月，他與鄧中夏、許德珩等進步學生創辦了《國民》雜志，發起成立了北京大學平民教育演講團，成為傳播新文化運動的先聲。他是那場著名學生運動的組織者之一，并帶頭沖進趙家樓，周炳琳被視為五四運動的“健將”。他曾參與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和成立，協助李大釗編輯會刊《少年中國》，少年中國協會英才輩出，深刻影響了中國近現代史。他還是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積極分子。
1920年7月，李大釗、鄧中夏等參加少年中國學會第一次年會，主要內容是歡送周炳琳等會員出國留學。經蔡元培校長選拔，周炳琳得到穆藕初獎學金的資助，他將與段錫朋、羅家倫、康白情、王敬熙等五人赴美留學。當時有人把這五人出國深造，與清末考察憲政的“五大臣”相比擬，稱為學界的“五大臣出洋”。1949年3月，毛澤東在北京飯店宴請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重要貢獻的民主人士。站在門廳與周炳琳握手時，風趣地說：你就是當年的五大臣呀。從1932年被聘為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其間歷經西南聯大遷回北平，一直主持北大法學院的院務，直至1949年秋他主動請辭。此后，周炳琳與許多學者一樣，歷經政治風雨，但一直沒有離開北大，沒有離開課堂。
按照周炳琳的指導，厲以寧從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借到了蘇聯學者波梁斯基所著《外國經濟史（封建主義時代）》一書，讀后感到這部書如果翻譯成中文，有助于當時國內缺少外國經濟史參考書的師生，于是他先把書的目錄譯出來，送給周炳琳看，周炳琳覺得可以翻譯此書，并將其列入了教研室的工作計劃。
厲以寧回憶：我每譯完一章，就整理出來，謄清交給周老師審閱。周老師仔細閱讀，哪些譯名需要斟酌，他都標上記號，同我商量。尤其是有關法蘭克王國封建土地關系的術語譯名，他都再三推敲。周老師的法語很好，但他依然十分謙虛，總是說“供你參考”。對于法國波旁王朝的社會性經濟變更，他提了不少看法，這些都是他自己多年研究的心得。我記得當時他的一句插話：“現在對法國大革命中群眾行為的評價似乎過頭了。”雖然只是簡短的一句，卻令人深思。可惜那時我還年輕，對周老師這句話的理解不深。
在這本書中有整整一章是講述拜占庭經濟史的。周炳琳審閱后說：“這一章的內容很有意思，我要細細讀。”把稿子還給厲以寧時，他說：蘇聯學者對拜占庭的研究比較深入。你知道嗎？俄羅斯一直以第三羅馬自居，羅馬是第一羅馬，君士坦丁堡或拜占庭是第二羅馬，俄羅斯自稱是第三羅馬。要了解俄羅斯，離不開對拜占庭的了解，從那時起，厲以寧開始對拜占庭歷史以及拜占庭文化對俄羅斯文化的影響一直有濃厚的興趣。
全書40萬字。厲以寧一個人花了大約一年的時間完成譯稿。1958年由三聯出版社出版。稿費歸學校，厲以寧分得了約20%的勞務費。此后他結婚、安家和把家里老人由武漢接到北京來住，全靠這筆勞務費。到了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厲以寧和妻子兩地分居，已有了一個女兒厲放，租住的平房三間加起來不過二十多平方米，上有外祖母、母親，還有弟弟在北京101中學讀書，他的生活相當艱難。幸虧他利用晚間從事翻譯，賺些稿費，貼補生活。“令我感動的是，周老師、趙老師兩老都從北大步行到我簡陋的家中來探望我。他們看到我家如此清苦而仍埋頭讀書和翻譯，不斷對我勉勵和安慰。此情此景，至今我仍銘記于心。”


師恩難忘
1977年，厲以寧結束了22年資料室青燈黃卷式的生活，正式登上北大講臺，很快成為最受學生歡迎的老師。他從資本論、經濟史、經濟思想史講到統計學、會計學，前后講過的課多達20余門。他的課經濟學系學生要聽，其他專業的學生也常常來“蹭”，500人的大教室，連過道、走廊上也擠滿了人，以至旁聽的學生需提前領號，憑號入場。厲以寧的講課生涯一直持續到2016年，他86歲。
厲以寧多次談到恩師趙廼摶與周炳琳：“兩老對我的培養扶植，使我一生受益，終身難忘。”
1981年5月27日，北京大學經濟系舉辦了“趙廼摶教授從事學術活動五十六周年（在北大任教五十周年）”慶祝會。厲以寧是這次活動的倡議、發起、組織者之一。趙廼摶先生桃李滿天下。他在北京大學、西南聯大教過的學生，有許多已經成為著名的學者、經濟學家以及身居要職的領導：錢學森、鄧力群、范長江、千家駒、何錫麟、陶繼侃、姚曾蔭、陳振漢、趙崇齡、胡代光、易夢虹、徐璇、趙靖、閔慶全、羅真元、楊道南、范家驤、趙輝杰、馬雍、張盛健、洪君彥、傅驪元、厲以寧、巫寧耕、張友仁等。這一天他們紛紛趕來赴會，成就了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經濟學界的一大盛事。

1986年、1987年趙廼摶的中國經濟思想史巨著《披沙錄（一）》《披沙錄（二）》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光明日報發出評論：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科學著作很少，要在這方面有所成就，只能從系統地收集有關的資料開始；否則，研究工作只能建立在沙灘上。作為這一項事業的拓荒者趙廼摶教授，用他的心血鑄造了一塊基石。
厲以寧也始終沒有忘記恩師周炳琳。
1993年，周炳琳逝世30周年時，厲以寧寫了一首七絕表達對先生的懷念和崇敬：
七絕紀念周炳琳老師逝世三十周年? ? ? ? ? ? ? ? ? ? ? ? ?一九九三年舊事模糊淡淡痕,只知冬冷未知春,先生不顧潮流議,夜半邀談深閉門。
2010年，周炳琳逝世47年時，厲以寧提筆寫下《回憶周炳琳老師》一文。他在文章中回憶了與周炳琳先生最后的交談：
1962年，周炳琳先生患上重病，住進了北京醫院。我聞知匆匆趕到醫院。那時周先生還能下床走動，師生二人在病房走廊的靠椅上交談了很久。周老師清瘦多了。我說：“現在政策已經寬松些了，市面上的供應也比前兩年豐富一些了，看來情況正在好轉。”他點點頭，只說了一句：“但愿如此。”
周炳琳把話題轉到厲以寧的工作上來，得知他還在研究外國經濟史，還在和馬雍同學著手翻譯羅斯托夫采夫的《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周先生笑了，他說：“這可是一部世界名著啊，羅斯托夫采夫另一部世界名著是《希臘化世界社會經濟史》，譯完這本再譯那一本吧，你們都才30歲出頭，大有可為啊。”
1963年周炳琳病逝。厲以寧在追悼會上痛哭失聲。師母魏璧握住他的手，一邊流淚一邊叮囑：“周先生把研究工作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你要多多努力啊！”
寫作《回憶周炳琳老師》時，厲以寧已經80高齡，作為著名的經濟學家，他連續擔任過三屆全國人大常委、三屆全國政協常委，他提出的股份制改革理論、中國經濟發展的非均衡理論以及對“雙重轉型”進行的理論探討，都對中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產生了重要深遠的影響。
通篇文章，一段段質樸、平實、深情的文字，懷舊中飽含著感恩與敬意。結尾尤為感人：
可以告慰周老師的是，我們的外國經濟史專著《資本主義的起源：比較經濟史研究》《羅馬——拜占庭經濟史》已經出版；《工業化和制度調整：西歐經濟史研究》即將出版；《希臘古代經濟史》上下兩卷正在整理過程中。此外，我的外國經濟史論文集《西方經濟史的探討》也出版在即。尊敬的周老師，弟子從未忘記過您的囑咐，盡我所能，在外國經濟史研究中作出成績。
（轉自公眾號“北大匯豐PFR”）

厲以寧教授的逝世，是經濟學界和業界的一件大事。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積極倡導者，厲以寧教授對中國當下的經濟體制結構有很大的貢獻。他既是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論的學者之一，又參與推動我國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除此以外，厲以寧的學生遍布經濟業界、學界，甚至國家經濟機關和各個部委，從這個角度看的話，雖然厲以寧教授如今已經逝世，但是其經濟思想依然會在更長遠的時間限度內影響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

緬懷一位嚴謹治學，富有社會責任的經濟學家！強烈建議國內主管部門加大對學術流氓，學閥派系、學術娛樂明星的打擊和懲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