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南邵陽學院一次性引進23名菲律賓亞當森大學哲學（教育學）專業博士生，分別就職于理科、工科等不同方向二級學院的消息引發公眾關注。經過媒體調查了解，原來是邵陽學院試圖向外部引進博士生群體改善師資結構，旨在為升級大學、申請碩士點創造條件的想法無法實現之后，與菲律賓亞當森大學“聯合培養“與”自產自銷“博士的權宜之計。只是因為菲律賓這個學校名不見經傳，甚至這個學校授予的博士學位存在明顯的”水貨“嫌疑，才成其為坊間新聞。

其實，在當前的高校發展競爭與資源爭奪中，如何達到和滿足行業主管部門的硬性指標要求，或者爭取進入各類計劃，是一眾高校們難以擺脫卻又愛又恨的“詛咒“。比如著名的”985“、”211“計劃,在除了給各校帶來差別極大的發展資源支持，并深刻影響著各個學校的發展走向、行業地位之外，其影響力也擴大至教育領域之外，已然成為不會少用人單位招聘員工的重要學歷篩選標準。另外，近年來所流行的各類高校排名體系，乃至各類專業科系的排名體系，本來只是供社會各界考察高校及其專業的參考性信息而已，但因為其對于教育行政部門或明或暗的影響，進而除了影響生源與學校品牌之外，對各校的資源獲取也會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同樣也成為各個學校又愛又怕的”魔咒“。

高等教育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是置身于社會價值觀和科學創造性、文明成果闡發與傳承這一重要目標而去的，因此所涉及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綜合性、復雜性也讓其在很大程度上也只能在各自學術圈子內部進行相對的比較而無法進行絕對的排名，這也是學術界更看重圈內評價，而就業領域內也相對看重校友圈評價的重要原因。因此高等教育的評價體系更適合讓市場發揮篩選機制，教育行政管理只需要執行強制性的、規范性的最低要求即可。這也是大多數國家的教育評價體系以市場評價為主導，以行政評價為規范性要求的邏輯所在。

市場化大潮下我國的高等教育體系從規模上而言實現了跨越式的發展，高等教育也從精英化實現了到大眾化的演變，并迅速發展成為世界第一博士帽制造大國。但高等教育管理體系并未隨著市場化方向而實現同步調整，依然在以計劃經濟思維進行行業管理和資源調配，這也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以“985“、”211“為代表的各種發展計劃層出不窮，并導致對于高校發展狀況的各類考評指標形式化、指標化、簡單化的重要原因。僅從學校內部而言，對于具有各自專業領域特征的教育與科研工作評價的簡單指標化，也是教育行政化危害尤烈并禍及末端的重要體現。

正是因為教育行政化導致評價體系脫離學術性特征的簡單化、形式化與指標化，才使得教育發展失去了對于創造性的發掘與培育，以及對于價值觀的維護與傳承，反過來成為各類爭先創優和實現各種達標活動的逆選擇。按照目前國內各高校的學術評價標準與體系，一些世界著名的學術大家在這一學士環境下是很難脫穎而出的，僅僅就最低學歷為博士這一門檻而言恐怕就已經擋住了民國時代很多學術大師，諸如陳寅恪的投身高等教育領域之路。屠呦呦能夠獲得諾貝爾獎而無法進入中國院士行列，施一公、饒毅評選院士失敗，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而此次邵陽學院以大批評引進“自產自銷“的菲律賓水貨博士來優化師資學歷結構，誰說又不是這一教育評價體系的必然結果呢？

近日北大國發院教授陳春花因過度炒作自身“華為軍師“這一自封稱號而被華為公開”割席“與怒懟事件，引發了對于陳春花教授博士學歷真實性的質疑。其實從陳春花教授在坊間成名，到榮任新希望六和聯席董事長，再到”任正非親自給陳春花教授當司機圍爐日話“，除了看到什么熱門兒說什么之外，似乎從未見過陳春花教授有什么分量的學術建樹見諸圈內圈外，或者如稻盛和夫那樣以創辦京瓷、DDI兩個世界五百強并榮任日航董事長之后再”商而優則教“的經歷，而僅僅是如同網紅般的跟風炒作罷了。過度的炒作超過除了拉高北大國發院的BiMBA的學費之外，還反噬了陳春花教授自己，暴露了”愛爾蘭歐洲大學“博士學歷這一”個人秘密“。

不過，如果陳春花教授不是貴為中國最高學府的北京大學教授，而只是一個商業培訓機構的”大師“，似乎也就不用為”“愛爾蘭歐洲大學”這樣的克萊登博士學歷被揭穿而焦慮了，因為商業領域憑本事說話而不憑學歷說話，只有簡單的行政化管理的學術衙門才會硬性要求必須具備博士學位，至于是愛爾蘭歐洲大學還是克萊登大學其實并不重要，這豈不是對于教育行政化的一個最好的反諷？近年來某國企退休高管和昔日的政壇明星黃奇帆在商業培訓領域相當活躍，雖然前者算不算企業家，后者以退休官員身份從事此類活動是否合適還存在很大爭議，但是似乎并沒有人對他們的商業性活動有更多的懷疑，因為這都是純粹市場化的活動。

因此，邵陽學院的成批量引進菲律賓亞當森大學疑似“水貨”博士的“自產自銷”事件，不過是當今教育行政化之下的必然產物，也只是教育行政化之下各個教育機構忙于評比、考評、排名以及各種折騰教師活動所露出的冰山一角而已。因此，看到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蘭州大學退出大學排名的消息，我認為未必不是好事。

來自不同崗位的教職工，竟然同時選擇了同一國家、同一學校、同一專業，心倒是很齊啊。這明顯是在職碩士畢業的老師，學校為了增加博士教師比例，送他們出去讀個水博，出去鍍金，返校鑲金，妥妥的“出口轉內銷”。

這波操作也是別出心裁，流程沒問題，就是腐敗得明顯而已，但凡偷偷的一年兩三個就可能沒人注意，但誰讓你可著一只羊“薅羊毛”呢？這么明目張膽的公示，是給菲律賓的亞當森大學博士招生打廣告么？

這件事情反映了國內某些高等教育機構自身建設的急功近利，都想通過刷數據，搞KPI，想在短期從學院一躍到大學。這種急功近利是社會浮躁的體現。然而，做學問是急不得的，更不是到某個國外不入流的大學混個文憑就可以了，這種風氣應該抵制和譴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