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穩定復蘇的因素遠在貨幣政策之外。
從理論上來講，貨幣政策對于宏觀經濟的影響像個韁繩，收緊的時候能用的上力氣，想拉動經濟，從來都不曾有貨幣政策單一要素就起了作用，其前提是流動性釋放，最終能夠大范圍地擴張實體經濟的資產負債表。而這個前提的成立，依賴于微觀主體對于經濟政策有信心，依賴于市場上真的有新增投資與就業機會，依賴于流動性擴張向家庭部門有傳導的橋梁。
從實際上看，寬松貨幣政策的效果一次比一次差，副作用一次比一次大。2008年的刺激計劃非常有用，是大量實體項目拉動了企業和家庭、政府的資產負債表擴張；2015年的經濟刺激稍微有用，是因為地產周期再次開啟，負債-投資的經濟增長貢獻率再次上升，而其副作用則是家庭杠桿率的大幅上升；2018年底的經濟刺激基本上已經沒有拉動效果，宏觀經濟增速依舊依次下臺階；2020年的經濟刺激政策，帶來宏觀杠桿率上升了20個百分點，以至于不得不著手進行地產調整，其副作用則是流動性傳導橋梁被阻斷，水龍頭里流出的基礎貨幣，如今再也難流到末端家庭中去，最終可能變成少數部門的資本內部循環，而失去了對于經濟的外溢與拉動作用。
貨幣政策自然是還有許多寬松空間，可問題是，寬貨幣能否對抗疫情下的生產生活暫停？能否扭轉市場中經濟主體對于未來經濟的信心？能否重新建立流動性擴張能夠惠及家庭的新橋梁？
如果不能，貨幣政策的效果終將可能會是有限的。

會議首先指出，“國內外環境復雜性不確定性加劇、有的超出預期。世界經濟復蘇放緩，全球糧食、能源等大宗商品市場大幅波動，國內疫情近期多發，市場主體困難明顯增加，經濟循環暢通遇到一些制約，新的下行壓力進一步加大”。此部分強調，當前內外部環境更具不確定性，經濟新的下行壓力進一步加大，當前經濟發展的核心痛點是市場主體。

市場主體困難明顯增加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第一，從外部來看，全球定價的大宗商品、原材料價格暴漲，對市場主體持續造成上游的供給沖擊，尤其是中下游中小微企業，在經濟下行階段，上游成本沖擊將使其生產經營活動雪上加霜；第二，從內部來看，因此輪多地聚集性疫情暴發以及防控措施升級的影響，大量市場主體所生產的終端產品與服務的需求被大幅收縮，在持續的供給沖擊與需求收縮下，市場主體信心大幅轉弱。

為解決當前經濟發展的核心痛點，以及市場主體所面臨的困境，會議提出“加大紓困和就業兜底等保障力度”，并針對餐飲、零售、旅游、民航、公路水路鐵路運輸等特困行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當前的資金壓力，失業人員的生活壓力，以及受疫情影響、暫時無法正常經營的中小微企業的經營壓力，分別作出了相關的政策部署。

在貨幣政策方面，會議指出“要適時靈活運用再貸款等多種貨幣政策工具，更好發揮總量和結構雙重功能，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再次明確貨幣政策邊際寬松的立場，并確定了后續政策的重點發力點，第一是“增加支農支小再貸款”，第二是“優化保障性住房金融服務，保障重點項目建設融資需求，推動制造業中長期貸款較快增長”，第三是“設立科技創新和普惠養老兩項專項再貸款”。

我們認為，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復蘇動能不足，中小企業發展信心疲弱的情況下，穩健的貨幣政策將加大實施力度，結構性貨幣政策將更加的精準發力，不排除后續降準降息的可能性。

就算不分析具體數據，今年一季度的經濟和就業情況應該也不會太好。自春節以后，由于奧密克戎變種的強傳播性，全國各地疫情此起彼伏，其中不乏吉林和上海這樣大規模爆發的案例，這對經濟生活的恢復帶來了極大困難。

在不定時封控之下，消費市場自然不會太好，這也是這次國常會做此表態的大背景，實際上之前業界就已經預測，可能今年還會有繼續降準降息的可能，隨著經濟局勢的進一步下行，這種可能性會越來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