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與中國努力催生而不得的情況相比，真是冰火兩重天了。但是，說意外又不意外。疫情中人們在家待著的時間變長，挪威政府又發了那么多補貼，人們愿意多生，也是理性選擇。

可見，女性生育的根本動力，還在于安全感。這種安全感，說近了，是懷孕之后，產檢能按時做，臨盆時不會被粗暴的防疫措施擋在醫院門外；說遠一點，孩子生下來，有足夠多的學校和社會保障機制，確保他們接受教育的機會、不被遺棄、心理健康；再遠一點，是孩子們接受了足夠教育后，畢業時能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或者有足夠多的向上空間，而不是年紀輕輕就被“卷”得只想“躺平”。

為了讓中國人多生幾個，現在各種提議滿天飛。但不管是放假、發錢還是分房，這些物質刺激措施就算再多，一位胎死腹中的孕婦、一個因為捂住耳朵就被老師怒斥的孩子、一起劉學州事件，就足以打消很多人生孩子的念頭。說到底，中國女性不是不愿生，而是不敢生。

北歐的高福利眾所周知，但即便是高福利，之前北歐也依然面臨老齡化和低生育率的問題。這次因為疫情在家，促進了生育率的提高。對于東亞的高壓力文化，北歐可以說是生活工作平衡的代表，年輕人生得起，自己也可以享受長期產假而不擔心職業危機。
而北歐這次的生育率提高在我看來，也許是新冠一時的影響，從長期看，高收入高學歷群體增多的社會生育率的下降是一個常態。很多時候，社會福利會增長生育意愿，但并不意味著一定會生育。全世界新一代的年輕人其實大抵類似，都是想要活出自我，把自己先活好，然后才是下一代的問題。
那么，北歐的方式我們是否可以借鑒呢？高福利當然好，但要看國家發展階段，以及社會是否達成了共識。這兩天騰訊應屆生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斥責嚴重加班的事件還在持續發酵。已經是行業領頭年年盈利的騰訊尚且如此，那么，還有那些千千萬掙扎努力的中小微企業，是否能不卷，給育齡年輕人一些空間，配合國家的生育政策？這是個難題，我們都在尋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