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供給就會推高價格。雙減下的駐家教師是這樣，雙控下的動力煤是這樣，用地控制下的房產是這樣，2019年的豬肉是這樣， 2017年北京驅趕“低端人口”后的家政服務是這樣，2016年去杠桿下的鋼鐵也是這樣。一邊是向職業教育轉型、控制本科繼續擴張，一邊是降低學業負擔、提倡家庭教育。這樣，一邊是加大了學生和家長涌入本科的需求，一邊是減少了學校對于進入本科的知識的供給，然后要求市場不要打補課生意的主意，一切顯得有點擰巴。當然保持公平對于教育非常重要，消除內卷的焦慮感也是這個時代所需的一劑慰藉。但好的政策往往是提升優質供給的政策，比如，把我們的經濟搞好，讓各個行業有活力以吸納更多就業，專科或者職業技術畢業生也能為之提供充分合理的工作崗位，公司里的保潔員也能被其他人尊重。這些關乎希望的供給，關乎長遠預期的供給，關于人性的供給，比限制一個看上去不太好的供給要難得多，卻也重要的多。

教育培訓行業面臨著非常嚴峻的洗牌，“雙減”政策讓很多教育培訓機構調整自己的業務戰略方向，也讓昔日以量取勝的培訓教室面臨職業轉型，開始尋找新的出路。

但不可否認的是，補課的需求依然存在，很多老師以“新家政”的身份重新回到教培市場，而教學形式則成為一對一，還能獲得更高的單位課時費。特別是一些在業內頗有名氣的男性教師，會因此占據更廣的市場份額，教育培訓收入的分化可能會更加嚴重。如何滿足教育培訓的需求，或許應該從教育的指揮棒上找原因。

周旸面對的那個9歲孩子，周末還要去上馬術課、高爾夫球課和編程課，這些課程都價格不菲，但是周旸看得出，孩子并不喜歡，有的時候甚至會懇求周旸帶他“翹課”去公園劃船，周旸自然拒絕，孩子對周旸說：“你不帶我去，我下次還考不及格，然后讓我爸媽開除了你。”
———文中這段話不知道別人看了是什么感覺，但確實讓我不寒而栗。父母花費不菲找來住家的家教，自以為是對孩子莫大的支持，但從不考慮孩子自身的感受，最終孩子只能把氣撒在家教身上，而且用上了威脅的手段，試問這樣的教育除了滿足父母自身虛假的付出感之外還有何意義？為這樣的孩子感到悲哀，更為這樣的父母感到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