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的一篇存活至今的“10萬加”文章，流傳出一個段子：之前浙江最出名的“周家三兄弟”，是周樹人、周作人、周建人。如今江浙滬“包郵區”廣為人知的名字是周江勇、周健勇、周文勇。

從目前的信息交叉可以確認的是，周健勇、周文勇以寧波為根據地，介入了能源、汽車、地鐵移動支付、地產等多個領域；阿里大股東軟銀、螞蟻集團對周文勇、周健勇進行了投資；周文勇在上個月已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罪名是“走私廢物罪”。

周文勇、周健勇與落馬的杭州市委書記周江勇的關系，目前沒有確鑿的信息證實和說法交待。

關注到另外一點：在“周江勇”被調查消息公開后，杭州采取了措施——影響親清政商關系突出問題的專項治理，第三條是“規范領導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行為”。

去查了一下，早在1985年，中央曾頒發文件《關于禁止領導干部的子女、配偶經商的決定》。

30 多年后，用詞從“禁止”變成了“規范”。

最近的一份規定，是 2016 年 4 月，中央深改組第二十三次會議決定，在北京、上海、重慶等地試點規范領導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行為。比如上海出臺的試行規范文件中的重要一條：市級領導干部的配偶不得經商辦企業；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在本市經商辦企業。

也就是說，在上海，禁止經商的只有市級領導的配偶，官員子女及子女配偶，只是不能在本地辦企業，外地沒問題；而兄弟則完全不在規范之列。
或許，周健勇、周文勇們，正是諳熟了這一規則。

但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反腐敗打掉的“老虎”也好，“蒼蠅”也罷，很多都是身邊圍繞著有非法商業行為的親屬乃至遠親，以至于形成了“家族式腐敗”。不少落馬高官在進入高墻后，承認沒能管理好身邊人，縱容他們利用自己的職權斂財。

要讓“親清政商關系”真正落到實處，還需要給公眾提供更多監督便利。從國外經驗看，因為有利益關系回避、官員財產公示、政府運作透明化等一系列制度，在公眾監督、充分透明的環境下，官員為親屬經商提供權力庇護，極可能被媒體和公眾發現，最終吃不了兜著走。

這篇文章有些晦澀不清，文章寫的主要內容是周文勇和周健勇二人商業版圖，能從梳理中看到，二人商業版圖互有交叉，都涉及寧波的地鐵、汽車、地產等等。

無獨有偶，離寧波不遠的杭州，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書記周江勇的突然被查，讓杭州反腐成為了大家關注的焦點。這幾個事件之間有沒有聯系，文章沒說，但是頗有暗示，不過在官方沒有定性之前，一切也都只能是自己揣測。

招公務員建議加一條，必須獨生子女，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