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之后又有多個APP被下架處理，隨后股價迎來大跌。這意味著國家對違規信息收集的打擊力度來到一個新臺階。

總的來說國內用戶對信息敏感度并不及那些個人主義較強的國家地區，盡管“自愿以隱私換便利”往往只是被迫，消費者能夠選擇的余地是很小的，大多都只能任人宰割。

起初這些違規行為只是涉及個人信息的商業用途，等牽扯到國家利益的時候，問題就變得極為嚴肅。滴滴下架的消息雖然突然，但也是情理之中。

其實本質上，這是市場行為混亂。各家企業都開始游離于規則邊緣，對用戶信息肆無忌憚地收集并用于商業目的。面對這種混亂，政府出手對其規制是常規操作。一般政府規制就是為了實現特定的經濟社會目標，對市場上的經濟主體作出行動或出臺措施。其目的就是為了維持正當的市場秩序，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提升全社會福利并保護大多數社會公眾的利益不被少數人的侵犯。

根據福利經濟學的標準，規制的目標是實現最大化社會福利。放在這件事來看，其實就是平衡了企業利益與個人隱私權，讓雙方的利益總體最大化。并不是說，完全剝奪企業收集用戶信息，而是要合規地收集信息。短期來看確實會對企業的利益，尤其是廣告方面的收入有所影響，但是長久來看，用戶可以更加放心地使用企業提供的服務，依賴性與忠誠度提高的基礎上，企業也完全能夠通過其他途徑來變現。如此，通過規制手段化解濫收數據的問題，又引導倒逼企業去往“可持續化”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