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是不可言說的。

“軸心時代”（Axial Age）這個標簽最初是由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描述的，他談到人類思想在公元前1,000年如何發展，并在1949年出版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正式介紹了這一概念。他認為軸心時代是獨一無二的，開啟了人類思想的時代。Axial的意思是在樞軸上轉動，指的是人類發生了一個方向上的變化—遠離此世關注而指向超越。

雅斯貝爾斯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廢墟上思考人類文明，作為努力理解他那個時代的道德危機的人，他希望通過論證軸心時代及其產生的普遍性真理來證明人類歷史的根本統一。根據雅斯貝爾斯的觀點，在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的時段里，人類在精神領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張力，對以往司空見慣和被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提出了質疑。

在這樣一個決定性的文明變遷階段，古希臘、古以色列、古印度、古中國這四大主要世界文明幾乎同時產生了一個變化—在此世和超越性的彼世之間進行了一個形而上學的區分，導致了至今依然形塑我們世界觀的主要的世界性宗教與哲學流派的出現。美國學者羅伯托·昂格爾指出，這些新發展的觀念和早期的宗教、迷信思想截然不同。它們不僅是一種超越性的轉向—面向更高的現實，也是我們思想和行動的一種規范約束。最重要的是，它們也是一種對思想權力的肯定，賦予了整體的世界秩序以意義，并據此對其進行判斷。換言之，人類第一次開始根據思想對現實世界予以評判，世界開始變得具有反思性（reflexive）。

由于人開始自覺地反思自己的存在，軸心時代構成了歷史的起源。雅斯貝爾斯宣稱，在軸心時代，“我們今天所知的人，應運而生”。軸心時代的文本，從中國的儒家和道家著作到印度的佛教和耆那教經書，從希臘的哲學思辯到希伯來《圣經》，成為后人必讀的經典，它們超越時空，為無數后人的生活規定了意義。

考慮到無論是佛陀還是蘇格拉底都沒有留下著作，而孔子秉持“述而不作”、老子認定“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第五十六章），我們不能不說這些智者的思想的流傳是一個奇跡。是他們的繼承人記錄、修飾或者就是創作了經典文本。這些文本豐富多樣，有格言，有對話，是詩歌，是歷史，留下了巨大的詮釋空間，大到后世各個流派常常為了孰為經的真義而爭論不休，甚至戰斗不止。就好像挑戰還不夠大似的，所有的經典都顯示出，它們各自所論述的終極對象也即那個超越的領域，本質上是無法言說的。

“涅槃”是佛教修行所要達到的最高境界。該詞的本義為“熄滅”，仿佛蠟燭被風吹滅。這里所謂的“滅”，意為滅除生死因果。正因如此，涅槃是一種超越時空、超越世俗世界、超越一切苦樂的不可思議的實在，它無名無說，非有非無，非實非虛。

佛教認為，真正的解脫、涅槃脫離了“知言之道”—有名必有說、有說必有指的認知與語言表述之道，無生滅而現喜樂；它既不先事物而存，又不后事物而至；不知自何而來，亦不知向何而去。

同時，真解脫也不能理解為“得到解脫”，畢竟涅槃解脫，如剝芭蕉，層層剝離，終無所得；煩惱剝盡，無復生死，亦無所至，終顯虛空而已。所以，我們既不能對涅槃加以定性，規定涅槃是什么；更不能妄想、欲求有所得，而謂自己得到“涅槃”。對這種境界，勉強只能以“無所得”描述，出脫任何思維造作的因果性的理解。

蘇格拉底在《理想國》中說：“善超出我所能定義的，如果我嘗試去定義，我只會讓自己成為笑柄。”對于善，他所能做的就是比喻：善就像是投射出陰影的火，人們誤以為那陰影是現實。

同佛陀和蘇格拉底一樣，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耶穌都是一位偉大的老師。正如美國詩人約翰·貝瑞曼所形容，他以“精簡、傳神而清新”的話吸引了眾多的追隨者。然而，談到天國時，耶穌也常用比喻的方法：用生活化的、可見的東西來解釋天上屬靈的、抽象的東西。所以他的比喻常用“天國好比”來形容。

如《馬太福音》第13章第31-32節：“神的國，我們可用什么比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種，種在地里的時候，雖比地上的百種都小；但種上以后，就長起來，比各樣的菜都大，又長出大枝來，甚至天上的飛鳥，可以宿在它的蔭下。”

對孔子來說，“仁”也是超出語言描述的。《論語·子罕》里有一段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顏淵對老師所教授的感嘆：“仰之彌高,鉆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老師的學問越仰望越覺得高聳，越鉆研越覺得深厚；看著就在前面，忽然卻到了后面。老師步步引導，用知識豐富我，用禮法約束我，想不學都不成。我竭盡全力，仍然像有座高山聳立眼前。我想攀上去，但覺得無路可走。

關于超越的不可言說，大概最著名的是《道德經》首章開宗明義的那段話：“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財富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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