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書》是戰國時期商鞅一派法家著作的匯編，又名《商子》，主要記載了商鞅的變法理論和具體措施。《開塞第七》篇提出了歷史發展的四個階段：“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今世強國事兼并，弱國務力守。”

????遠古時代人們愛自己的親人而喜歡私利，中古時代人們推崇賢人而喜歡仁愛，近世的人們奉迎權貴而尊重官吏。現在則是強國致力于用武力兼并別國，弱國所做的只有盡力防守。所以，在當今之世，首要的任務是生存，但要生存就必須增強國力，實行“以力服人”的“霸道”，而不能實行儒家主張的“王道”。

????商鞅的歷史邏輯是十分清楚的：在“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上世”，可以靠“親親”來維系；在“上（尚）賢而說（悅）人”的“中世”，可以靠仁義來治理；在“貴貴而尊官”的“下世”，則“親親”、仁義都行不通，必須“立禁”、“立官”、“立君”；而在“強國事兼并，弱國務力守”的“今世”，更需要用法令的手段，采行一種“內行刀鋸，外用甲兵”的暴力才能解決問題。

????在具體措施上，商鞅主張首先要加強君權，建立賞罰嚴明的法令制度，即“壹賞”、“壹刑”、“壹教”。“壹賞”就是賞賜只能給有功的人和積極告發犯罪的人；“壹刑”就是處罰不分等級，不照顧貴族特權，不隨意赦免；“壹教”就是取消所有違背法令和不利于農戰的思想言論。商鞅進一步解析：“壹賞則兵無敵，壹刑則令行，壹教則下聽上。”（《賞刑第十七》）他強調：“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定分第二十六》）因此對民眾必須加強“法令”的教育。“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推崇）也；事不中法者，不為也。”（《君臣第二十三》）

????為了使“法令”教育能夠貫徹執行，商鞅實行“置主法之吏，以為天下師”，（《定分第二十六》）把教育的權力掌握在法官法吏的手中。《定分》對法官法吏的設置有比較詳細的設計：“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諸侯、郡、縣皆為置一法官及吏。”中央有殿中、丞相、御史分領的三支法官法吏隊伍，地方諸侯郡縣各有其法官和屬吏。

????韓非繼承和發展了商鞅的歷史觀，諷刺那些言必稱堯、舜，“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今之民”的儒家是“守株待兔”的蠢人，認為人類社會是發展變化的。上古時期，人民少而財有余，故民不爭，以“禮治”、“德治”就能治理好天下；現在，人民眾而財貨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大爭。“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爭于氣力。”、“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韓非子·五蠹》）故儒家因循守舊的保守主張和“禮治”、“德治”那一套是行不通的。

????韓非明確指出“治民無常，唯法為治。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韓非子·心度》為了使“法”的思想能夠占據統治地位，韓非秉持商鞅的“壹教”精神，認為必須使國內做到“言談者必軌于法”。“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韓非子·五蠹》）這是造成禍亂的重要原因。“以文亂法”的重要表現是那些“二心私學”，要“禁其行，破其群，散其黨”。（《韓非子·詭使》）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韓非提出了著名的法家教育綱領：“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韓非子·五蠹》）所謂“無書簡之文”、“無先王之語”，實質就是要廢除、清算古代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說教，特別是儒家所尊崇的“禮、樂、詩、書”和“仁、義、孝、悌”這套東西。

????韓非提出的綱領自己沒能實施，卻被他的師兄弟李斯推行了。秦始皇三十三年，李斯奏請焚燒民間“《詩》、《書》、百家語”，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把商鞅以來的“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政治傳統推向了極致，這兩句話也成為了秦朝暴政的專有名詞。牟宗三先生在《中國哲學十九講》中嚴厲指責法家的一大罪惡就是“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牟先生說道：“這是糟蹋人，他不把人當成一個person來看，只是把人民當作一個耕戰的工具。結果秦朝一下子就垮了。”

????牟先生認為，像李克、吳起、商鞅這樣的法家是不壞的，法家是經過從申不害到韓非的發展才變成壞的。講“法”本身并不錯，如果沒有客觀的“法”就沒有真正的政治。前期法家的“法”有一種客觀的法的精神，其運用“法”是一種客觀運用，而不是依照個人之意愿而運用。由于法的客觀性，才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觀念。而到了申不害開始講術，韓非又綜合商鞅的法和申不害的術，提出法術兼備，“術”成為運用“法”的伎倆，事情就完全變了。法是客觀的，布在官府公諸社會；術在哪里應用呢？整個操之于皇帝。這樣就成了法的主觀的運用，就是皇帝自身一人的“運用”。皇帝由此成為無限的存在，變成一種極端專制。

????術是不能公開的，它是運用法的背后的一個基本動力。而術又講求“賞罰不測，喜怒不測”。以前所謂帝王之學指的就是權術，用牟先生的比喻，皇帝所運用的術不能公開，就成了“黑暗的秘窟”。

????牟先生主張，教育應當“以禮樂圣賢之道為教，以有德之人為師，而不是‘以法為教，以吏為師’。”“以法為教，以吏為師”是對人本性之摧殘。說到底，它就是不將人看作一個真真正正的目的，人為法所限定，而不是法只是成就人之為人的目的的工具與手段。這種本末倒置，應了王船山的話：“有即事以窮理，無立理以限事”。在經濟、社會問題上“立理以限事”，結果是在政治上造成極權專制，在社會上造成拘禁封閉。（財富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