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樂黛云教授回憶湯用彤先生，講過這樣一件往事：1957年初，湯老先生有一次提到《詩經》中的一句詩：“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她不知道是哪幾個字，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湯先生很驚訝，說你《詩經》都沒看過一遍，連《詩經》里面這兩句最普通的話都不知道，還算是中文系畢業的？樂黛云答是沒看過，上學的時候成天搞運動，而且她是搞現代文學的，老師沒教過這個課。后來湯先生解釋，“厲階”即“禍端”，“梗”是“災害”。這句詩出自《詩經·桑柔》，全詩的意思是哀嘆周厲王昏庸暴虐，任用非人，人民痛苦，國家將亡。

????《桑柔》里所哀嘆的周厲王，在中國歷史上大大有名，《左傳》稱厲王為“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左傳·昭公二十六年》）。當民眾指責厲王的暴虐行徑時，大臣召穆公勸厲王說：“老百姓忍受不了暴政了！”結果卻是“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國語·周語上》）。接下來《周語》記載了一段后世中國人耳熟能詳的故事：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于是乎出；猶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于是乎興。行善而備敗，其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

????結局當然是悲劇性的。“王不聽，于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簡簡單單的五個字“乃流王于彘”，其實是發生了平民暴動。周厲王狼狽逃出王宮，在國人的追逐之下，渡過黃河，一直逃奔到彘（山西霍縣東北）。大家推舉大臣周定公、召穆公共同執政，史稱“共和行政”。“共和行政”長達十四年，周厲王死，太子靜即位，是為周宣王。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成為千古名言。阻止人民開展批評的危害，比堵塞河川引起的水患還要嚴重。不讓人民說話，必有大害。“召公諫厲王止謗”的故事告訴我們，中國的歷史源遠流長，統治者鉗制人民言論自由的歷史也源遠流長，與此同時，反對鉗制人民言論自由的歷史同樣源遠流長。只是，流放厲王這樣的勝利，在中國歷史上確實太少了。

????管子說：“善為國者必先除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火一害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為大。”（《管子·度地篇》）放眼世界，大洪水可以說是每個民族歷史記憶中第一個可怕的夢魘。全球各地古老民族開創史的傳說，無不是從洪水談起，如巴比倫最早的文獻《吉爾伽美什》，又如希伯來名著《舊約·創世紀》中的諾亞方舟。同這些古老民族一樣，我們的先民在洪水面前也是戰戰兢兢、恐懼萬分。康有為說：“洪水者，大地所共也。人類之生，皆在洪水之后，故大地民眾，皆鏮萌于夏禹之時。”（康有為：《孔子改制考》，中華書局1958年版）。

????上古的大洪水留給中國人一個深刻的印象，洪水來了一味去堵是沒有用的。大禹治水的故事，令“疏”成為理想的治水“范式”，并衍化為一種帶有“開明專制”色彩的社會政治隱喻。水就這樣與善治發生了關系。治國如治水，因而“堵”、“疏”之爭，是治國方略之爭，而不是治水方法之爭。

????“禹乃決江疏河，通之四瀆，致之于海，大小相引，高下相授，百川順流，各歸其所。”（陸賈《新語·道基》）大禹以疏導方法引水，九州方平。

????由此可見，在古人的文獻中，洪水最重要的特征，要么是沒有任何流通渠道，要么不因循渠道而流，因而危害四方。禹之疏導方略，乃是挖河筑堤，引水循著渠道有序的流動，文明世界由此誕生。王人博先生說，“前禹時代” 的水肆意橫流便是“蠻荒”時代的隱喻，而由于禹的努力，水“循道而行”，天下的秩序得以建立，“水” 之“治”成了中華文明始基的本喻。

????卡爾·A·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對于極權力量的比較研究》，認為古代中國的治水經濟（治水社會）造就了制度的選擇，“正是治水經濟的管理特性和政治化狀態，使治水專制主義與現代極權主義、自由放任社會有了明顯不同的特征。”他總結歸納出治水經濟的三大特點：特殊類型的勞動分工、強化的耕作、大規模的合作。他特別指出治水社會的分工特點，不是一個可以小覷的事情，因為治水的組織和工作方式對治水國家的管理者的作用具有決定性影響，最終造成國家比社會強大。“治水社會的統治者是偉大的建設者、偉大的組織者、偉大的檔案保管者。他們的管理能力與其對臣民的官僚式控制緊密相關，治水的工作既精致微妙，又領導有力。”最后，魏特夫歸納道：“治水專制主義是仁慈的形式和暴虐的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