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有關“德治”的專欄，談到國是家的擴大、君是父的延伸的儒家傳統。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位序中，由于不存在根本的利害沖突，因此，也就用不著法律、權力監督等因素來調整政治關系。所以，儒家重德治而輕法治是必然的。

????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孟子說：“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孟子·盡心上》）按孔孟的說法，完善的政令規章，是政治的重要內容，但如果只偏重嚴刑峻法，反而滋長殘忍刻薄的惡風。一位領導者，如果肯用道德禮教以身作則，啟發人民的良知良能，自動自發知恥改過，則政治清明，人民安居，就像水往下流，沛然誰能御之？

????先修身齊家而后治國平天下，這是儒家政治的邏輯。問題是這個邏輯有沒有斷裂。杜維明認為，儒家的政治理想中，有一個十分崇高的人格理想，那就是圣王。這個理想背后的信念是，人必須先自我修身，以成為一個為人楷模的道德導師。只有在成為這樣的導師之后，才能夠得到為人民提供政治領導的權力和責任（杜維明：《新加坡的挑戰》，三聯書店1992年版，第41頁）。然而，事實上，中國歷史上的許多王者，并不是先圣而后王，而是顛倒過來，憑借其強權而僭居圣人之位。由于他們不是在道德、正義的基礎上施行統治，所以就不得不用強制手段來管理眾人。這樣的統治者，不是將政治道德化，而是將道德政治化。

????黃仁宇說：“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是一切問題的癥結。”（黃仁宇：《萬歷十五年》，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4頁）這個癥結的關鍵在于，儒家認為道德教化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基石，絕非刑罰所能辦到。是故，儒家極端推崇德治，堅信在位者的人格品德可以感化百姓，于是，德治不可避免地衍為人治。

????當然，儒學的辯護者會說，孔子并未完全否定“政”、“刑”的作用。這方面孔子最著名的一句話，就是“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左傳·昭公二十年》）。他還說過“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認為刑罰要得當，如果不得當，老百姓就不知道怎么辦才好。孟子也說過：“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離婁上》)

????但毫無疑問，“政”、“刑”與“德”、“禮”相比，是等而下之的。教化可以勸人為善，刑罰偏重禁人為惡，兩者價值不可同日而語。董仲舒正是在此一基礎上，提出“德主刑輔”的主張。他甚至以春秋決獄，將儒家經義應用于解釋法律。“德主刑輔”思想為漢代統治階級所采納，成為一種治國方略。可以說，“德治”在董仲舒以前，基本上只是一種“思想”，是董仲舒將其全面完善并使之成為貫穿至近代社會的治世之策。

????董仲舒善于從自然法則中去尋找其主張的依據，對于“德治”也是如此。他把“法治”、“德治”比附為自然界的“陰”、“陽”關系，而“陰”、“陽”的取舍則是由天意決定的。他認為天意喜愛“陽”（“德治”）而厭惡“陰”（“法治”），“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陽貴而陰賤，天之制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德治”是高貴的，“法治”是低賤的，這是上天的規定。統治者秉承上天的意旨來統治人間世界，所以“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而不任刑”（《漢書·董仲舒傳》）。他認為“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于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董仲舒傳》），因此圣明的統治者必須“任德而遠刑”（《天辨在人》）。

????然而，“德”與“刑”在具體使用中，在道德政治化的前提下，具有極大的虛偽性。《禮記·曲禮上》曰：“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可見，傳統社會中，對于老百姓需要以法治之，只有對于貴族才需要以德治之。

????今天要弘揚儒家傳統，面臨的一個最大問題，就是中國傳統中沒有形成發達的法治觀念。根據余英時的分析，中國傳統文化中法治觀念不發達的根源主要有三：在中國傳統的價值系統中，沒有預設客觀化、形式化的“上帝”觀念，因此，法律沒有絕對的神圣性，也占不到最高的位置，它只能作為次一級的價值。其二，傳統儒家認為，法是消極的，只能“禁于已然之后”，而德是積極的，可以“禁于將然之前”。德可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法卻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其三，法律的規范對象是抽象的、通性的“個人”，因而只能保障最起碼的正義、平等，而道德則照顧每一個具體的“個人”，具有普遍的約束力。一個對道德完善充分自信的民族，從心理上不可能接受嚴格的紀律約束（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