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勒論將道
????作者:胡泳
????對于軍事領導人來說,將道是樞機所在。英國著名的軍事理論家和軍事史學家富勒(J.F.C. Fuller,1878~1966)對將道論述甚精。1932 年,在行將退休前,富勒出版了一本書,名為《將道:疾癥與治療》,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例證,批評了英國高級將領的領導力缺陷。
????他說,隨著軍事管理和指揮的組織化,軍隊越來越“非人化”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普通士兵在戰事激烈之時,還能夠看到他們的將軍,但到 1914 年,兩者已經彼此碰不到面。士兵們接受遙遠的指令,這些指令由指揮官們從地下指揮室、堡壘或者辦公室中發出。指揮官常常不知道下屬的名字;對他而言,他們只是些可以嚇唬敵人的影子。這樣,一場戰役退化成由副官們(比如中尉)領頭的沖突,就好像企業生產被簡化為由工頭控制的任務一樣。
????富勒說,犧牲上的平等感是“戰斗部隊的一種基本的粘合劑”,而“拖垮一支部隊的最快的方式就是把將軍們層層保護起來”。他注意到,只有一支英國部隊是始終由將軍帶著投入戰事的,那就是坦克部隊。富勒引用約翰?拉斯金的話說:“如果戰爭缺失了指揮官的個人因素,就只能退化為沒有靈魂的沖突。”當然,這其中的原因并非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將領們成了懦夫,而是源于“普法戰爭中出現的一種令人驚異的無意識的變化,它抹除了真正的將道,把將軍非人化和非精神化了,令其成為一個辦公室中的戰士,一個電話操作員,整日躲在地下室里,機械地按下按鍵。”他指出,一個真正的將軍“并非只是一個站在戰爭舞臺側面提示臺詞的人,而是一出戲劇的強有力參與者。”最后,他得出結論:“將道有三大支柱:勇氣、創造性的智慧和強壯的體力;它們是些青年人而不是中年人的屬性。”
????富勒把美國內戰視為“最后一場大戰,此后,不受個人感情影響的作戰指揮被變成了一門科學”。事實上,在拿破侖戰爭的后期,那位偉大的皇帝就已經感到無法由他一個人控制全局。近代戰爭的規模比之當時不知道已經擴大了多少倍,但若說戰爭已經完全企業化,將軍變成了總經理,管理科學代替了指揮藝術,未免有點過甚其辭。
????富勒認為,戰爭是年輕人的事情,年輕人不僅更靈活、更無畏,而且也更有活力。他說,一個人的智力巔峰期是 35 歲到 45 歲之間,到 45 歲之后,思想開始僵化,想象開始枯竭,雄心也衰退了。“年長的人常常懷疑年輕人,也不歡迎批評意見;然而缺少了毀壞性和建設性的批評,任何事情都不會進步。”這一觀察也有些絕對化了,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將領是一群極有活力的將軍,從年齡上看并不年輕。
????但是,富勒有關將道的三大支柱的論述,在今天還是很有意義的。他和克勞塞維茨一樣,把勇氣置于智慧之前。不過實際上,兩者相輔相成,常常存在非常密切、微妙的配合。名將大都智勇雙全,當然兩者配合的比例上可能有若干差異,但絕對不會是有智無勇,或有勇無智。智與勇的配合適當,也就構成了軍事天才。正如克勞塞維茨所說,軍事天才需要具備兩種特性:一是在茫茫的黑暗中仍能發出內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智慧;二是敢于跟隨這種微光前進的勇氣。
????我認為,富勒論將道,最有價值的一點是,他強調了御駕親征的重要性。他嚴厲批評了世界大戰中那些“坐在扶手椅上的將軍”,他們與前線現實的脫離可能會導致災難。這是高級管理人員在所有組織中都必須處理的一個課題。富勒就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觀察寫道:“將軍越來越被限制在自己的辦公室里,與手下的人相隔離。他和下面的接觸不是依賴于個人因素,而是全然仰仗電報與電話。這樣雖然也能實現接觸,然而這種接觸只有依靠把下屬指揮人員從火線上調出來、讓他們聽從上級的召喚才能完成。在大戰中,沒有什么比以下的景象更可怕的了:指揮的鏈條終于一個坐在電話前的指揮官,他整日不停地談論、談論、談論,而不是領導、領導、領導。”
????海爾的掌門人張瑞敏對此有清楚的認識。他說,流程再造的失敗率之所以高,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企業的領導難以直達終端。國外一些大公司老板可以花很多錢請來咨詢公司、軟件公司做流程再造,那樣做是再造的形式。但就像德魯克所說,不管信息發達到何種程度,也代替不了管理者御駕親征。如果下不去,就再也沒任何辦法了。我認為這也許是那些大公司失敗的重要原因。“我們已經養成一定要到現場和終端的習慣,和員工溝通。我覺得這個對于企業來講太重要了,美國企業把這個叫做潛水,經常要潛到水底下去看,你光在水面上什么也看不見。一看,一望無際的大海很好,但下面充滿了暗礁和暗流。我們會突然地到一個車間或者一個商場,基層的管理者也不知道你要去,會愣一下:`你怎么來了?'那時很多真實情況你都會知道,你會發現很多你覺得不應該產生的問題,有時你感到它們太出乎意料了,而且是太嚴重了。所以,關起門來研究多少天問題,沒有太大意義。”
????本文作者為北京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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