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蕾計劃”炸響了2019年最后一聲雷。

近日，有網友在支付寶愛心捐贈平臺上發現，專注女孩教育的公益項目“春蕾一幫一助學”的捐助對象中出現了男生。

“春蕾一幫一助學”是“春蕾計劃”的子項目。該項目在支付寶上線以來，共籌款252萬元，幫扶學生1267人。中國少年兒童基金會作為發起機構，不定期在捐助平臺上發布項目進展。網友也正是在其公布的項目進展里看到了男生領取助學款的照片。

針對爭議，兒基會回應：本批次“春蕾一幫一助學”項目資助的1267名高中生中，有453名為男生，原因是在今年的項目執行過程中，兒基會接到了部分貧困家庭男生也亟需幫助的反饋，因此在保證大多數受助者為女生的情況下開始幫助部分男生。兒基會還表示，未來將始終以女生作為資助對象，如確有需要資助男生的情況，將在籌款文案顯著位置特別提示。

聲明發布后，卻掀起了更高漲的輿論熱潮。許多網友認為“春蕾計劃”擅自更改項目幫助對象，未能做到專款專用，也有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之嫌。

接著，網友對“春蕾計劃”的善款去向提出了進一步的質疑：有網友稱，海南省某些受助學生的捐助款持續兩年沒有到賬，直至捐助男童事件被曝光才補發，且打款賬戶為私人賬戶；募捐信息明細表顯示，2018-2019年間“春蕾計劃”曾向北京職業教育學院捐贈助學款90萬元，但無法查證該對應學校。

這已經是近期以來，互聯網公益第二次被推上風口浪尖。

11月底，一則水滴籌線下推廣團隊的掃樓視頻在網上發布，視頻中募捐金額可隨意填寫，“志愿者”對病情和經濟情況也沒有核實。最引起輿論嘩然的，是“志愿者”的話術和按單數拿提成的獎勵機制。

滿載著大眾的善意與信任，公益從來都是最能牽動人心的話題之一。移動互聯網為公眾提供了便利的慈善路徑，推動了互聯網公益的飛速增長，但似乎少有人放慢腳步思考：公益的邊界在哪里？

更便捷的公益

互聯網的出現大大提高了募捐的便利性，越來越多的傳統公益機構將在線捐款作為面向大眾募捐的主要形式。人們不用再去銀行匯款，也不需要將現金塞進募捐箱，通過網絡轉賬、掃描二維碼就能夠分享善意。

眾籌平臺也在互聯網時代迎來了一次蓬勃生長。

2015年起，以輕松籌、愛心籌和水滴籌為代表的大病眾籌平臺，在近些年以超乎想象的速度發展壯大。官網信息顯示，輕松籌和水滴籌兩平臺的籌款金額累計均已超過200億人民幣，愛心籌也募集超過60億的善款。

朋友圈里偶爾出現的眾籌求助的轉發鏈接里，文案常常能見到“女兒同事”、“同學爸爸”這樣的字眼。這些平臺不主動給案例引流，只依靠熟人與半熟人的社交圈進行信息擴散，用人際關系來構建信任紐帶。

眾籌平臺為個體案例提供救助，而面向公眾的群體性籌款則直接依托互聯網巨頭，騰訊和阿里巴巴成為最廣泛的選擇。

微信和支付寶分別內嵌了“騰訊公益”和“愛心捐贈”兩個版塊，公益項目發起方在版塊上登記項目，提交資料審核通過后，用戶就可以通過平臺進行捐款。對不少公益項目來說，借助平臺不僅拓寬了募捐的渠道，更重要的是提供了能被大眾看到的機會，能有效傳播和擴散募捐信息。

兩家公司也推出了自己的公益活動，比如騰訊的99公益日和阿里的9.5公益周，用不同的方式鼓勵公眾參與到募捐活動中來。

更“好玩”的公益

眾籌平臺和傳統公益機構也借助互聯網技術開發出了多樣化的公益玩法。

2016年8月，螞蟻森林項目在支付寶上線。用戶通過地鐵出行、網絡購票等低碳行為獲得綠色能量，在支付寶里養大虛擬樹苗，等樹苗長大后，公益組織和環保企業就會在現實中種下一棵真實的樹。螞蟻森林設置了排名體系，也能進行澆水、偷能量等操作，增強好友互動，吸引了許多用戶在支付寶“種樹”。

據《互聯網平臺背景下公眾低碳生活方式研究報告》顯示，截至今年8月，螞蟻森林上5億用戶累計碳減排792萬噸，共同在地球上種下了1.22億棵真樹，面積相當于1.5個新加坡。

2017年8月，螞蟻金服進一步推出螞蟻莊園項目，用戶通過使用支付寶的業務來完成虛擬動物飼養，收集并捐贈愛心，參與公益項目的應用。和螞蟻森林專注環保植樹不同，螞蟻莊園對接的是“愛心捐贈”版塊的眾多公益項目，增加了用戶選擇的空間。

2017年8月，騰訊公益和上海藝途公益基金會合作開展了“小朋友”畫廊一元購畫活動，用戶只要掃描二維碼，打開活動H5界面，就可以花一塊錢買下一張特殊病癥人群的畫作電子版。

“網絡賣畫”既富有文藝氣息又讓人覺得新穎，而通過朋友圈分享又增強了活動的社交性，這次活動歷時7個小時就完成了公益項目“為藝術點亮生命”1500萬的籌款目標。

此外，互聯網增強了信息的透明性和反饋的及時性，為公眾的善心提供了更多的保障。

2017年，騰訊公益平臺上線了“透明化組件”，項目的善款執行進度和支出明細都出現在產品里。近年來，大多互聯網募捐項目都被要求公開項目進度，部分項目還會對捐助人推送項目進展，定期在公益平臺披露財務。

除了數據外，互聯網公益也重視更具象的細節反饋。

在云南省紅河州屏邊縣新現鎮馬鞍山村，因為有了自己的手電筒，馬金貴不用因為怕黑，一個人跑著去上廁所；來自新疆喀什弱視小女孩亞斯曼接受了治療，無論是爸爸媽媽的臉還是美麗的家鄉，在她眼里都不再是模糊的印象；海口市昌文湖村的奮奮正在和腫瘤作斗爭，他的體重比治療前重了3斤，身體也在慢慢恢復……在螞蟻莊園的愛心小屋里設有愛心信箱，會不定期更新公益項目受益者的來信，這些反饋突出了善意為個人命運帶來的轉機，增強了捐助者和受助者之間的粘連，不知不覺感染公眾持續投入到公益中。

受益于互聯網，不僅公益項目可以通過大平臺和多樣的模式吸引到更多人參與，公益成效也能更加廣泛、高效地傳播，鼓舞大眾的公益熱情。

更劇烈的信任崩塌

互聯網模式下的公益進展相對更透明，反饋更及時。但出現質疑時，信任的崩塌也會比以往更加劇烈。

質疑一方面來自個人籌款造假和平臺審核不到位頻發。

眾籌平臺籌款依賴熟人關系證明真實性，通過互聯網傳播，而籌款信息造假和平臺審核的缺陷也會因社交圈的了解和互聯網信息的透明而無所遁形。2019年4月，相聲演員吳鶴臣突發腦出血入院，其家人發起目標100萬的眾籌，籌集善款近15萬，而后吳鶴臣家中固定資產信息和手術費用曝光，引起了網友不滿。

更有甚者偽造病情，上傳資料籌款挪作他用。2016年，廣東省梅州市發生“騙捐門”事件，籌款申請人因女兒患白血病通過網絡慈善眾籌平臺向社會籌款45萬元，隨后申請人卻被網民曝出有多處房產，并且利用籌款購買豪車。

為防止此類情況再發生，眾籌平臺也建立了失信籌款人黑名單，水滴籌公示的黑名單共有29人，失信時間最早可追溯到2017年7月。

另一方面，互聯網公益活動的管理漏洞也引來質疑。

“一元購畫”活動在開始時就面臨炒作嫌疑，且自活動啟動后，很多網友和畫家監護人都對善款用途產生歧義，以為購畫款乃是捐贈給畫家個人，而非捐給基金會或他人。活動結束后，上海藝途公益基金會還曾被畫家曹流及其家人起訴，稱其未經曹流監護人授權“出售”作品，侵犯了著作權，引起了不少負面評價。

每年的“99公益日”，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都會拿出一定的配捐金額。即網友捐出一份善款，騰訊會以按照一定的比例配額，幫網友再捐一份。但為了套取騰訊的配捐，部分公益機構用私人的錢在平臺上捐給自己的項目，活生生將“公益日”變成了“搶錢日”。

2017年10月10日，騰訊發布官方消息，公布了2017年度“99公益日”活動中出現的“刷單”套捐問題核查結果，坐實了一些公益組織的造假行為：根據騰訊公益產品運營團隊測試，一分鐘捐贈5次以上的用戶為異常用戶，涉及賬戶數總計25244個，捐贈金額7004905元，所獲得的配捐額3712025元。

公益還是生意？

歸根結底，爭議的出現是因為公益越了界。

水滴籌CEO沈鵬的回應中強調，有網友誤把水滴籌理解成“公益組織”，他解釋水滴籌“核心本質是一個免費的互聯網個人大病求助工具”。眾籌平臺重視線下推廣，是因為他們用公益收割流量，再利用流量推廣自身的盈利業務，比如互助保險和第三方保險代銷，以此獲取利益。

這次曝光把眾籌平臺的商業化運作擺上了臺面，所以盡管線下服務人員的酬金由公司負擔，不會動用籌款，水滴籌等眾籌平臺在公眾心中的形象和可信賴度仍然大打折扣。因為公益可以和商業結合，可公益不能成為生意。

更多的詬病是由于公益項目在操作過程中越過了專業、道德和法律的邊界。公益組織的權限、“競爭”的正當性與合理合規的執行流程等等，都是公益推進過程中必須考慮的問題。

互聯網讓大眾能更簡單地參與公益，但大眾對公益的要求并不會因此降低。不辜負公眾的善意，是必須堅守的底線。（財富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