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業巨頭霍尼韋爾公司（Honeywell）的首席執行官高德威（David Cote）看來，眼下形勢明顯是一片大好。他相信，在特朗普政府的領導下，美國經濟肯定會出現強勁增長。高德威說，特朗普總統的減少企業稅與精簡管制規定的促進增長計劃將使商業充滿活力。“自選舉以來，我和十幾家大小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們交談過，看到樂觀情緒有了很大的提振。之前，人們的態度是：‘形勢還將混亂下去，我們也就跟著混吧。’而現在，人們都說：‘情況正在向好。我們不想錯過，現在是加大投資的時候了。’”

這位資深高管斷定，勢頭的轉變會非常給力。“我們之前需要一個轉變的導火索，這個導火索就是因選舉而發生的改變。”

事實上，不僅僅是《財富》美國500強的首席執行官們認為，美國經濟在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J. Trump）于去年11月8日意外勝選后即將爆發。小企業的樂觀情緒也達到了高點。美國獨立企業聯盟（National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Business）在去年12月的一項調查中發現，預計形勢將會向好的企業主所占比例由11月的12%飆升至50%，大漲了38個百分點。

當然，對特朗普經濟學最明顯的信任證據來自于股市。美國股市上演了強勁的特朗普行情（Trump Rally），顯然表明投資者們在押寶新總統的政策將提升公司的盈利。自從大選日（Election Day）以來，標準普爾500指數（S&P 500）上漲超過8%，市值增加了大約1.4萬億美元，制造業權重較大的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一舉突破2萬點大關，至今仍然在持續攀升。當特朗普于2月初表示，他要在未來的兩到三周內宣布有關于稅收的重磅消息時，股指隨即再度飆升，收盤屢創新高。

股市的大漲表明，特朗普政府有可能努力兌現早期的承諾：將美國的年增長率由近些年疲軟的2%大比例提升至強勁的3%到4%。很多資深經濟學家都說，這一承諾或許可以實現，只要特朗普能夠減少稅收與管制，同時又不至于讓經濟因為其他原因而脫軌。大名鼎鼎的貨幣政策專家、曾經擔任里根（Reagan）總統顧問的阿蘭?梅爾策（Allan Meltzer）說：“這件事情并不是十拿九穩，但可能性很大。”

上面說的是好的方面，但是在很多方面也有可能出現非常嚴重的問題。

即便是特朗普在商界里的眾多熱心支持者也擔心其綱領中的一些重要內容會把經濟帶向非常黑暗的方向。最大的風險在于貿易。特朗普主張的貿易保護政策沒準會逆轉數十年來為美國及其貿易伙伴帶來財富的邊界開放大趨勢，從而激起全球貿易戰。遵照他在競選期間的誓言，特朗普已經廢除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這是由奧巴馬（Obama）政府談下的貿易協定，本可以降低美國向日本、澳大利亞及其他9國的出口壁壘。

保守派經濟學家支持他的減少稅收和管制的計劃，但是對他在貿易上的態度極為不安。特朗普曾經威脅墨西哥和中國，對它們收取20%到45%的關稅。從理論上來講，這個策略意在降低美國與這兩個對美最大出口國的貿易逆差，但是也會讓美國反受其害。美國行動論壇（American Action Forum）總裁、小布什時期的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前任主管道格拉斯?霍爾茨-埃金（Douglas Holtz-Eakin）說：“他要想成功，面臨的一大風險就是貿易戰。”

但是，需要擔心的問題遠遠不止特朗普對于貿易保護的偏好。他的強硬的反移民立場是經濟增長的另一大阻力，有可能逼走或驅逐數以百萬計的工人。這些工人是農業和建筑業的主力。如果他限制向幫助美國搞研發的工程師和程序員提供簽證，他還有可能把美國在全球人才戰中的主導地位拱手送人。

所以說，特朗普經濟既有希望也有風險：簡言之，美國從未有過政策如此矛盾、自由市場和反增長兼顧的政府，也從未有過行事如此離經叛道且不可預測的總統。

特朗普有著一點就著的脾氣，喜歡每天發動玉石俱焚的攻擊，自詡為交易大師的他甚至不放過可能幫助美國增加出口（這可是他的“美國優先”經濟計劃的核心內容！）的別國領導人。除了招惹中國和墨西哥之外，這位總統還抨擊過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說她“毀了德國”。在一次激烈的電話交談中，他居然斥責起美國的親密盟友澳大利亞的總理馬爾科姆?特恩布爾來。這些都支持了悲觀者的論調。

然而，在特朗普上臺后最初幾周的混亂中，這些事件只能算是小小的爭議。當他那具有爭議的、禁止7個穆斯林占多數的國家的公民進入美國的移民禁令被法院叫停時，這位愛上推特（Twitter）的總統就大肆抨擊那位暫停禁令的“所謂的法官”以及支持這項裁決的聯邦上訴法庭法官。在這期間，特朗普還找時間攻擊了連鎖百貨零售商諾德斯特龍（Nordstrom）。該公司以銷售下滑為由，將他的女兒伊萬卡（Ivanka）的服裝產品下架。特朗普發推文稱，伊萬卡“受到了非常不公平的對待”。

橢圓形辦公室里有這么多的亂象，讓人不禁要問，對于包括經濟在內的所有事務，是否存在著執行上的風險？匆忙實施的對穆斯林的禁令尤其惹惱了國會的民主黨人，降低了兩黨妥協的機會，即便是在修路、建橋這樣的最初贏得了兩黨支持的領域。盡管共和黨同時控制著國會兩院，但是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的計劃有多少能夠最終變為法律。例如，他對企業減稅的資金安排高度依賴于極端復雜的“邊境調節稅”（又稱“BAT”）的通過。但參議院的共和黨領袖尚未對此表示支持。

馬里蘭州的一位民主黨國會議員約翰?德萊尼（John Delaney）說：“大選后，我們一直在尋求共同點，比如基礎設施項目。但以現在政府的行事方式，國會的人變得悲觀了許多。你需要用可靠的合作方法去洽談大型的稅收和基建計劃。人們不禁要問，這屆政府準備認真做事嗎？”

特朗普在政策上有時會突然轉向。人們也難于搞清楚，他那些可怕的威脅是在嚇唬人還是當真，這造成了外界普遍懷有不確定感。而商界最討厭的就是不確定性。房地產投資管理公司Colony Capital的董事長湯姆?貝拉克（Tom Barrack）曾經是特朗普最親密的朋友之一，他說：“我認為，事情在向著正確的方向發展，但我也看到了很多的擔心。對于下一步會發生什么，人們的觀點極度分化。一撥人認為，一切都將會變得非常好，對立的另一撥則預言，災難將會降臨。”

特朗普的有些提議已經在破壞他的主要目標。例如，他威助對墨西哥征收關稅，已經使得比索自從去年11月8日以來對美元貶值了10%，導致美國向南邊出口的汽車零部件、家用電器等各種產品貴了許多，影響到了特朗普發誓要增加的出口。

例如，在大選結束之后不久，世界上最大的對沖基金橋水公司（Bridgewater Associates）的創始人雷?達利奧（Ray Dalio）在LinkedIn上撰文，稱贊特朗普的政策。但是在今年1月末，在給客戶的一封信中，達利奧的看法已經有所保留。他警告說，他“更加擔心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的民粹主義政策危害可能會蓋過他的親商業計劃所帶來的好處”。2月初，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在給客戶的一封信中警告說，“風險較大選后的一段時期有所抬頭。”

危險還存在于虛高的股市當中。大選以來，股市漲幅巨大，使得本已高企的股價更加昂貴，標準普爾500指數的動態市盈率在2月中達到了25倍，遠遠超過了16倍的歷史平均水平。如果投資者開始感覺到特朗普無法實現他所承諾的GDP增長，股票極有可能出現深幅下跌。

我們要注意，現在仍然處于特朗普執政的早期。新總統和他的顧問們有很多的時間去完善他們的執政理念，兌現他們的經濟改革承諾。然而，猜測未來會發生什么，是一件傻事。現在，我們只把重點放在他說過的要做的事情上。

為了更好地了解特朗普政策的細節和不為人知之處，以及美國經濟會因此受到怎樣的推動或減緩，《財富》雜志采訪了數十位經濟學家、政策專家、政府前官員以及商界領袖。

特朗普對于他到目前為止所制造的混亂做何感想？貝拉克說：“我每天都和他說話。他認為，這是一場革命，出點亂子是正常的。他根本不在乎國會的任何機構或者選民怎么樣。”

美國經濟的短期未來將取決于在特朗普的統治下，自由商業計劃與貿易保護政策哪一邊會占據優勢。利好的一面是，削減企業稅和放寬管制會產生很大的影響。但是如果在貿易上一旦產生變數，將有可能吞沒減少稅收和管制帶來的全部好處。

在貿易問題上，特朗普的團隊顯然存在分歧。被提名出任商務部部長（Commerce Secretary）的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和白宮國家貿易安全委員會（White House National Trade Council）的主任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屬于保護主義陣營，財政部部長（Treasury Secretary）史蒂文?努欽（Steven Mnuchin）和首席經濟顧問、曾經長期在高盛集團擔任勞埃德?布蘭克費恩（Lloyd Blankfein）副手的加里?科恩（Gary Cohn）似乎擔心有人破壞自由貿易協議。我們不能忘了，是來自于中國和墨西哥的廉價進口產品消滅了美國人的工作崗位，而特朗普曾經承諾過要保護美國工人免受其害，這是助推他入主白宮的一個關鍵因素。

眼下，形勢看上去進展迅速，但是我們還要記住，洽談重要的貿易協定是一個冗長的過程。如果特朗普能夠在未來兩三個季度里顯著推動增長，美國人的情緒會穩定許多。隨著工資的增長，制造貿易壁壘所產生的壓力也將下降，特朗普就可以通過吹噓從別國爭取到的相對較小的讓步，宣揚自己取得了成功。要實現合理的政策平衡，這也許是最好的局面了。一直嚴厲批評特朗普貿易觀點的彼得森國際經濟學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經濟學家加里?赫夫鮑爾（Gary Hufbauer）說：“只要特朗普能夠讓GDP以3%或4%的速度持續擴張，那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了。”

特朗普會切實努力達到這個目標，但是這需要毫不含糊地落實他的促商業政策，將貿易保護扔到一邊。新總統接手的美國經濟差強人意，2016年僅增長了1.6%，自從2009年中期的經濟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最低谷以來，年平均增長率只有2.3%。盡管失業率眼下只有4.9%，而且在過去7年，美國創造了1,100萬個工作崗位，但是同樣有大約1,100萬名處于工作年齡的美國人放棄了求職的努力。

很多經濟學家認為，可雇傭勞動力的池子變小，人口老齡化，再加上移民規模走低，制造出了一種“新常態”，將美國的GDP增長率限制在乏力的2%左右。特朗普不相信這一套。在他的經濟團隊看來，經濟增長的絆腳石是缺乏資本投資。他們認為，由于奧巴馬對銀行業、能源業和制造業實施了一系列代價高昂的管制，這些行業的高管不得不采取保守策略，回避風險并囤積現金，結果妨礙了商業的發展。

無論原因是什么，不可否認的是，美國的資本支出萎靡不振，要提升美國經濟的增長曲線，相當數量的新投資必不可少。資本支出的關鍵指標私人非住宅固定投資在2014年第三季度陷入停滯。計入通脹因素，美國自從那時起的對新工廠、實驗室、研究設施的支出每年增長不到0.5%，嚴重拖了GDP的后腿。

特朗普想讓美國經濟重現活力。他預測，他的減稅計劃可以提高公司的新投資的利潤，推動它們增加支出，由此形成良性循環。然后，新的機器和科技突破將首先提升工人的勞動生產率，然后是工資和就業。與此同時，取消沉重的管制也應該能夠刺激整個經濟體的資本支出。

因此，讓我們深入分析一下特朗普的刺激經濟的計劃。他的三大促增長主張是企業稅改革、減少管制和更新基礎設施。我們先從稅改說起。

特朗普想通過猛降公司稅來大幅提升美國經濟的競爭力。在主要發達國家中，美國的35%公司稅率是最高的，至少法定是如此。在實際操作中，美國公司大量利用沖銷，使得實際稅率與其他先進經濟體相當接近。盡管如此，稅改仍然有刺激GDP增長的巨大潛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認定，高企的公司稅率是在所有稅種里最妨礙經濟增長的。

目前有兩種稅改計劃可供選擇。第一種是特朗普在競選期間發布的相對籠統的綱領，至今沒有更新內容。第二種是國會共和黨人的更加全面的提案。這兩種計劃很類似，但除了一點：國會的計劃中包含了一種復雜而有爭議的措施，名為邊境調節稅。這一稅種有可能帶來1萬億美元的稅收收入。稍后會細說。

對于個人稅，兩種計劃都主張大力簡化，將稅項由7個減少到3個，最高稅率由39.6%降到33%。在商業稅上，國會和特朗普的計劃都要大幅降低公司稅。特朗普提出聯邦最高稅率為15%，這在發達國家中是最低的之一，國會主張的最高稅率是20%。

兩種計劃還為企業提出了一個旨在增加投資的歷史性的免稅額度。它們允許企業在投資的第一年就百分之百核銷資本投資，而根據現行法律的要求，核銷需要經過3到20年，甚至是更長的時間。智囊機構稅務基金會（Tax Foundation）的一位經濟學家凱爾?波梅爾勞（Kyle Pomerleau）說：“這一點非常關鍵，因為100萬美元的投資過了10多年會貶值，通貨膨脹能讓公司實際只享受75萬美元的免稅。如果公司能夠在第一年就完成核銷，它們就可以得到100萬美元的足額減免。”這樣的差別將極大地提升新工廠和新設備的未來收益。稅務基金會在名義上持無黨派立場，但實際上有自由市場傾向。

兩種計劃的關鍵差別在于一種革命性的新邊境稅——邊境調節稅，它看上去有些像美國所有的貿易伙伴國都在征收的增值稅（VAT），但在實際上完全不同。

邊境調節稅是怎么一回事呢？增值稅在本質上是一種銷售稅，最終與某個產品或服務的價格掛鉤。而邊境調節稅更加復雜，它增加了進口商的稅收，同時提高了出口商的免稅額度，所以它既可能提高也可能降低公司的所得稅。目前，進口商要按利潤的35%繳稅。根據邊境調節稅，它們要按營業收入以一個新的稅率繳稅，比如讓在美國銷售日本手機或法國香水的公司上繳按營業收入的20%。假如一輛價格為3萬美元的進口汽車，利潤率為20%。按照當前稅率，進口商應該上繳2,100美元，但是如按照邊境調節稅，則應該上繳6,000美元，增長將近兩倍。

相比之下，美國的出口商將根據其在海外銷售產品的全部收入享受到更多的減免。它們原本應該上繳在德國或日本的得到的利潤的35%，現在卻可以享受高額的退稅。邊境調節稅的支持者們聲稱，這將使得本已走強的美元更加強勢，降低進口產品的成本，所以外國還會和現在一樣，把同樣數量的產品賣給美國。而高額的退稅正好可以抵消美元升值對出口的拖累，不會影響到對外的銷售。

國會法案將邊境調節稅與所謂的“領土”稅收制相結合。目前，美國公司要繳納在世界任何地方所獲得的全部利潤的35%。其他主要國家大部分只對公司在本國獲得的利潤征稅。一家法國制藥企業的愛爾蘭分公司在愛爾蘭銷售產品時，只需要向當地納稅。國會的計劃通過采取全球標準的領土稅收制，將從外部改變美國。

邊境調節稅和領土稅收制雙管齊下有著重要的意義。美國公司將不再有動力利用臭名昭著的“倒置”手法，即將總部遷到低稅收國家。由于要對全部的進口產品營業收入征稅，進口商操縱定價、夸大發往美國商品的成本的作法也不再有意義。這在眼下可是一種普遍的作法，目的是降低利潤，從而減少支付給美國的所得稅。美國企業也不再有任何理由把現金囤積在海外的分公司，如今，美國企業的未匯回利潤高達2.5萬億美元。

邊境調節稅是美國以前從未施行過的一個稅種。引入一個如此復雜的新制度，遇到抵制可以理解。特朗普本人對這個想法一直搖擺不定，他在1月底說邊境調節稅“過于復雜”，可在兩周后又似乎表示贊成。沃爾瑪（Walmart）、塔吉特（Target）、來德愛（Rite Aid）等大型零售商堅決反對邊境調節稅，它們認為，實際上誰也不知道，美元是否能夠升值到足夠抵消對來自于中國的服裝和家具的稅收。無論是參議院金融委員會（Senate Banking Committee）還是多數派領袖米奇?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都不贊成邊境調節稅。

倘若邊境調節稅沒有成為法律，特朗普稅改的兩大支柱——資本支出即時核銷與降低公司所得稅——要么無法實施，要么被降低實行力度，以減少改革的代價。理論上，邊境所得稅是稅改成功的關鍵。

在減少管制方面，特朗普總統有兩大行動：承諾廢除和替換平價醫療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以及力主取消妨礙能源企業、銀行和制造商的各種成本高昂的繁雜規定。他在奧巴馬醫改（Obamacare）上的承諾可以說是體現了他的行動日程的一個縮影。取消強制規定，更加依靠市場，這在理論上是合理的政策。但是，特朗普何時拿出提案，具體內容又是什么，尚不得而知，這讓病患和醫療服務提供商們都感到了極大的不確定性。

盡管特朗普和眾議院議長保羅?瑞安（Paul Ryan）都聲稱，更換平價醫療法案是當務之急，但是共和黨人與政府并未就具體計劃達成一致，也沒有推出替代法案的最后期限。目前顯然還不清楚，特朗普是否會遵守承諾，不會停止已經在享受奧巴馬醫改的2,000萬人的保險。凱撒家庭基金會（Kaiser Family Foundation）的高級官員拉里?萊維特（Larry Levitt）說：“現在還不知道，他是否會暫時維持奧巴馬醫改，還是會通過取消個人強制險將其徹底摧毀，或是將削減給保險商的、用于彌補損失的撥款。”

從目前來看，暫時維持的可能性更大。實際上，新政府還在加強平價醫療法案。它實行了新規定，使保險池內的健康人群與病患之間的數量更加平衡。它的目標是限制奧巴馬醫改的申請期，革除其中的弊病：很多患者只在生大病的時候才去簽保險，等病好了又馬上退出。

然而，醫療保健服務的提供商擔心，特朗普醫改（Trumpcare）一旦推出，會破壞它們的生意。按照平價醫療法案，美國的醫院同意大幅減少老年人和貧困人群走聯邦醫保（Medicare）和醫療補助（Medicaid）的費用，以此換取保險范圍的擴大，這會給它們帶來更多的付費客戶，并且減少無償的醫療服務。這一安排有力地支撐了它們的財務。但是，如果廢除奧巴馬醫改，同時聯邦醫保和醫療補助又不恢復到原來的水平，美國的醫院將會面臨巨大的損失。行業組織的研究表明，損失的金額可能達到驚人的2,000億美元。

除了平價醫療法案之外，特朗普還開始以多年不見的力度廢除管制。這一領域體量龐大，名目繁多。政府的繁雜規定每年產生多少成本？各種估計差別巨大，美國行政管理與預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的估計是2,500億美元，競爭企業研究所（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的估計高達1.8億美元。無論哪個數字是真的，在奧巴馬任期內，新法規的數量和負擔都出現了急劇的上漲。從2009年到2016年，奧巴馬大約實施了300項規定，每年產生的費用超過了1億美元，而小布什時代只實施了120項新規定。

特朗普承諾廢除75%的聯邦現行法規。實際上，這遠遠不能實現。想廢除成文法規，政府要花費多年時間來處理公開聽證會和訴訟官司。盡管如此，特朗普已經開始大舉取消管制了。

今年1月30日，特朗普發布了一項行政命令，要求未來所有的行政部門每發布一項新規，就必須廢除兩項舊規。此外，增加后又被取消的管制規定不計入相關機構的管制總費用，這項規定將由美國行政管理與預算局執行。他還強制暫停了2,596項已經提出但尚未實施的管制。

翻修基礎設施應該是特朗普與民主黨之間的一個主要的合作領域。但是，雙方的理念存在著嚴重分歧，尤其是在融資問題上。在競選期間，特朗普提出聯邦政府應該出資5,500億美元。新政府上臺后還沒有提出具體的計劃。但是，特朗普已經公開主張，大部分支出將用于政府和私人公司之間的合作經營。在為特朗普競選總統所撰寫的一篇立場文件中，羅斯和納瓦羅提出，公司對于基建項目的投資權益最高可以到達1,870億美元，政府應該向其提供87%的免稅額度。他們的想法是，這些公私合營的機構將給這一權益加杠桿，使之變成1萬億美元的基建支出，由此帶來的就業崗位所產生的工資稅以及承包商的利潤將彌補全部成本。

事實上，羅斯和納瓦羅的計劃基本行不通。美國很多的公路和橋梁不收費，沒有任何收入來源，收費的公路和橋梁大部分歸政府所有。公私合營可以為管道工程或是私人供水系統提供資金，但是對于美國所有急需融資的、正在破敗的高速公路、通勤鐵路網和日益老化的電網來說，這一模式就不管用了。在基建問題上持有大膽進取立場的組織建設美國未來（Building America’s Future）的總裁馬西亞?黑爾（Marcia Hale）說：“大部分項目需要直接向公眾融資。”

特朗普的公私合營概念與來自于紐約的參議院少數派領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的新提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舒默想讓聯邦政府出資1萬億美元，再加上極少的私人資金，用于橋梁、學校和老兵醫院等項目。而他的對頭多數派領袖麥康奈爾抨擊這個計劃耗費過大。

可能的折衷方案是由民主黨議員德萊尼支持的一項法案。德萊尼試圖利用企業匯回的海外利潤的稅收收入來解決資金問題。無論是眾議院共和黨還是特朗普的稅改計劃，都要求美國公司將留存在海外的將近2.5萬億美元利潤匯回國內。它們別無選擇，必須這么做。

德萊尼將用這筆1,700億美元的收入給各州、市和聯邦機構撥款。通過發行基金和債券，這筆種子基金可以放大至1萬億美元，為新建和翻建項目融資。這項法案有不少來自于共和黨的共同倡議者，也贏得了兩黨的廣泛支持。目前還不清楚，特朗普和麥康奈爾會不會歡迎德萊尼的計劃。如果他們不支持，基建問題就有陷入僵局的危險了。

在特朗普的言行中，最令美國出現兩極分化的，莫過于他在移民問題上的立場了。他的移民觀點對美國的高端和低端的勞動力都構成了威脅。有兩份草擬的行政命令被泄露給了媒體，里面包括了兩條可能極大限制移民的內容。第一條是指使美國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發布規則：不允許任何被認為有可能接受醫療補助或兒童醫療保險等公共幫助的移民進入美國。這條規定會讓官員有很大的權限，合法移民的流入或許將會受到限制。如今，入美的合法移民人數已經處于每年100萬的低水平，這不利于經濟的增長。研究表明，移民來美創業的可能性非常大。美國政策全國基金會（National Foundation for American Policy）在去年的一項研究中發現，在美國，51%的價值超過10億美元的新創企業是由出生在國外的創業家創辦的。

第二條規定可能會限制科技行業最佳的人才來源。這就是允許從事“專業職業”的外國人臨時留美工作的H-1B簽證。所謂的“專業職業”，經常是指計算機和工程行業。這是硅谷藐視特朗普的移民立場的原因之一。蘋果（Apple）、Facebook、谷歌（Google）等100多家公司曾經控訴特朗普，要求他取消對來自于7個穆斯林國家的移民的入境禁令。

如今，H-1B的申請者需要通過抽簽來篩選。每年的中簽人數限制在85,000人以內。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的新政策是否會削減這一數字，但行政令的草稿指出，美國政策應該“優先保護美國工人”。一份獲得兩黨支持的、新的眾議院法案打算將企業付給持H-1B簽證員工的最低工資由60,000美元提高到100,000美元。這一舉措意在阻止高技能的移民從美國人的手里搶工作。特朗普的團隊同樣表現出了反H-1B簽證的傾向。

到目前為止，對特朗普時代的美國經濟的最大威脅在于貿易政策。彼得森研究所的赫夫鮑爾估計，征收高關稅將使美國購買的產品和服務減少5萬億美元，對外出口減少大約5%，從而導致GDP下降1%。GDP一出現萎縮，貿易戰就可能爆發。即便貿易伙伴不會馬上實施報復，美國的跨國企業也會擔心，從前開放的邊境將很快出現關稅壁壘。貿易保護主義的蔓延還可能影響到股價。赫夫鮑爾表示：“這將壓制投資。”

幾十年來，美國從推行自由貿易中得到了極大的好處。例如，扣除通脹因素，自從1994年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到2016年，美國對墨西哥的產品出口增長了259%，達到2,310億美元。就在同一時期，墨西哥對美出口增長了345%，給美國制造了63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其中主要來自于美國從墨西哥進口的原油和石油產品。

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逆差甚至更大，這些逆差是否傷害了美國？從經濟學角度來看，正好相反。哈佛大學（Harvard）的經濟學教授羅伯特?勞倫斯（Robert Lawrence）說：“只要進口的成本更低，對美國來說，在國內生產就沒有意義。我們給中國飛機，換取中國的服裝，我們的生活水平就會因此而提高。”

主流的經濟學家們基本同意，盡管進口會讓工人下崗，帶來巨大的痛苦，尤其是在制造業，但是廉價的產品也讓消費者把更多的錢花在了其他東西上，對經濟整體有好處。自由貿易把資本引進了美國人有競爭優勢的高工資和高附加值的先進領域。比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就通過在北美創造出一個單一的市場，造就了一個效率超高的產業鏈：不管是加拿大、墨西哥還是美國，哪里成本最低，制造商就在哪里生產零部件和組裝汽車。這一機制提高了福特（Ford）和通用汽車（GM）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力。

對于如何解決貿易問題，特朗普團隊給出過幾條暗示。根據納瓦羅和羅斯的聲明，已經公開的策略包括避免多邊協議，而是與日本、英國、加拿大、墨西哥等眾多國家一一談判。一開始的殺招不會是限制進口，而是以加關稅為威脅手段，要求貿易伙伴國大量購買美國產品。這樣的策略或許對中國有效，中國的對美貿易順差高達3,500億美元。

要舉行貿易談判，可能存在一個癥結：特朗普政府似乎不愿意更多地開放美國市場。在美國，航空、林業、制糖等很多行業都受到保護，公共工程大多交給美國企業。赫夫鮑爾說：“他們的想法是，美國在各種貿易協定中已經被‘扒得精光’，沒有什么能給的了。”

赫夫鮑爾、勞倫斯等專家認為，此種單向思維不太可能爭取到重要的讓步。所以，問題就是，特朗普是否將最終使出大殺器，也就是關稅？這件事情如果真發生了，美國經濟只可能放緩，而不是提速。

全面的貿易保護一旦爆發，美國的進出口會同時出現萎縮。這是因為，假如美國對中國商品征收35%或45%的關稅，將給世界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中國將設法讓本國貨幣更加安全，而最安全的貨幣又是美元。諷刺的是，中國尋求本幣安全的努力將使美元走得更高，抬升美國出口產品的成本和價格，影響美國的經濟增長。

現在說說最不讓人樂觀的事情。即便美國躲過了貿易災難，特朗普的增長計劃不管有什么優點，也僅僅是保證短期的增長。除非迅速解決漸行漸近的國債危機，否則美國經濟的強勁增長也許只能夠維持數年。然后，美國就進入中世紀地圖繪制者所標記的“有惡龍把守”的地區。

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最近的預測，到2027年，美國的國債利息將增長兩倍，達到7,680億美元，占美國總支出的12.5%。而且這還是基于一個樂觀的假設：10年期國債利率在10年內只有3.6%。在今后幾年，赤字和債務的飆升將迫使外國投資者拋棄他們現在持有的8萬億美元的美國債券，從而推高利率并扼殺特朗普的經濟復蘇計劃。

到目前為止，特朗普尚未拿出任何可能解決長期債務問題的計劃。在他看來，首要工作是讓經濟增長提速。至于控制赤字，急什么？

考慮赤字問題涉及的廣度，特朗普的態度十分危險，而且不會維持很久。最急迫的問題是，如果特朗普提議的減稅計劃實施，他又如何解決資金問題。如果美國通過邊境調節稅法案，并將利潤匯回帶來的收入用于基礎設施建設，那么美國未來財政赤字在當前預測之上的增幅也許不會太大。但是如果美國在2019年再借5,000億美元以保障特朗普的經濟刺激計劃，財政赤字將迅速放大至1萬億美元以上，GDP占比高達5%。

即便是看好特朗普經濟學的霍尼韋爾的首席執行官高德威，也擔心新總統不關注赤字問題。他曾經在2010年的辛普森-鮑爾斯財政改革委員會（Simpson-Bowles Commission on fiscal reform）工作過。“我們不能一直像現在這樣。我們不可能不管赤字問題還能實現增長。它就像一輛緩慢行駛的重型運貨列車，我們在幾英里之外都看到它了。我們要是不作為，就丟臉了。”

要是特朗普總統突然停止與零售商和聯邦法官較勁，開始制定減赤計劃，這也許最令人樂觀的一個跡象。（財富中文網）

譯者：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