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中文版——何謂“史”？在甲骨文里，“史”字的上面為“中”，中者，正也；下面為“又”，表示以手持筆記述。連起來說，從又持中，就是以中正之心，不偏不倚地記載歷史。這是中國傳統上對史家的認知與期待。

唐朝劉知幾提出“史家三長”—才、學、識，但上述中正之心，屬于史德。中，甲骨文像兩旗相對，表示兩軍對峙。有的甲骨文在兩旗之間的對稱位置加一點指事符號，并且在圓點上加兩點，表示在相互對峙的兩股軍事、政治力量之間沒有傾向。有的甲骨文將圓點簡化成“囗”，表示兩軍之間不偏不倚的地帶。

古代稱博學的文職官員為“史”，行政官員為“吏”，前者需要在星象觀測、兇吉卜筮等重大活動里做出論斷并且記錄在冊。如果細分的話，從事求神占卜等活動的人叫“巫”，而掌管天文、星象、歷數、史冊的人叫“史”。這些職務往往由一人兼任，統稱“巫史”。

由此可見，史官的起源和巫有著一定的關系，史官的設置是從神職而來的。巫史能與神通、代表天意，因而有權訓御君王的言行。

古籍記載，史官之制始于黃帝而“倉頡、沮誦實居其職”。黃帝時代是中國歷史的傳疑時代，也是中國文化肇始的時期。根據傳說，倉頡和沮誦既是黃帝的史官，又是創制文字的人。想必是他們的記事需求驅使其發明文字，因為此前的記事方法太艱難了。

到夏商周之后，史官有了分工和職責，一個通行的說法是：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漢書·藝文志》云：“言為《尚書》，事為《春秋》”，意思是說，那個時期史書的代表作分別是《尚書》和《春秋》。《春秋》是孔子編寫的魯國歷史，除此而外，楚國史官編寫有《梼杌》，晉國史官編寫有《乘》，諸史紛雜，不一而足，在春秋時期曾經有“百國春秋”之說。

那時，“君舉必書”，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劉知幾：《史通·史官建置》）。《禮記·玉藻》則說是“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這和《漢書·藝文志》說法不同，考諸《春秋公羊傳注疏·隱公》卷一疏解中的記載：“問曰：《春秋》據史書而為之，史有左右，據何史乎？答曰：《六藝論》云：‘《春秋》者，國史所記人君動作之事，左史所記為《春秋》，右史所記為《尚書》。’”是以《玉藻》所說是準確的，應為左史記事，右史記言。

不論記什么，史官如果秉持“史”的本意，一定會和人君發生沖突。劉知幾著《史通》，在對古代史官建置的起源與演變進行詳述的同時，把史官的作用說得至高無上。他認為史之為用，是“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的大事。歷史既然用來記錄功績、糾正過失、分清善惡、辨別好壞，那么，史官的首要責任，就是分善惡，辨是非，清功過，倘不如此，則“墳土未干，妍媸永滅”，可謂罪莫大焉。所以他說：“茍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后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孟子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禮崩樂壞之際，孔子編定《春秋》，寓褒貶于敘事之中，希望借此提供“歷史經驗”（即后世所傳“春秋大義”），而這種警戒的方法也被后人稱為“春秋筆法”。

“南史至而賊臣書”，說的是《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載的一段有名的有關史官的故事：齊大夫崔杼殺齊莊公后，“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此事被文天祥寫入他的《正氣歌》，作為中國歷史上有氣節的人物的代表。

“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這一干人物中，還有一位史官就是董狐。典出《左傳·宣公二年》：趙穿殺晉靈公，時晉國執政大臣趙盾逃亡在外，未出國境，聞訊而返。“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宣子（趙盾）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這兩則古代史官故事，都高揚了一種誓死捍衛直書實錄傳統的精神。劉知幾強調史家要伸張正義，秉筆直書，使賊臣逆子，淫君亂主，惡名被于千載。什么是直筆？他在《史通·外篇雜說下第九》中作了扼要的解釋：“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于褒貶，不書無損于勸誡。”

其實，對于“史之為用”，歷代帝王心里也很明白。最有名的論述出于《舊唐書·魏徵傳》記載李世民言：“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可君主們真的能從過去當中學習嗎？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了。（財富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