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因己而顯，忘己即同時忘物；僅僅忘物還不夠，要連天地也不識了，最后才能達到“入于天”的境地：無論為物、為天、為己，均付之一忘。

《莊子·大宗師》：“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魚游于江湖之中就忘記一切而悠悠哉哉，人游于大道之中就忘了一切而逍遙自適。人和魚一樣，要達到物我兩忘，首先需要一個好的環境。而無論是魚還是人，無論是相忘于江湖還是相忘于道術，這種“相忘”都是自然本性的必然要求和結果，是堪稱“逍遙”的生命境界。

莊子的“道術”得自于老子。他說：“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以“水”喻道，明顯可見老子的影子—“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老子》第8章）魚在深水才知道彼此是不是悠游自在，人在大道中才知道彼此是不是適性自得。

《大宗師》和《天運》有兩段相似的文字，正好是“相忘”的反證：“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隨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這兩段話都是說，魚在水源干涸瀕臨死亡的時候，互相以呵氣和唾液維持彼此的生命。相濡以沫固然使人感動，但對于魚來說，它是在其天性所依賴的環境遭到破壞時不得已的反應，這種反應違背天性，是一種相對于自然天性而言不應出現的、不合天道的狀態。“相忘”才是合天道的。

談到“人相造乎道”，葉秀山先生指出，《老子》第三章所說“是以圣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不一定含有通常“愚民”的意思在內，而是說，圣人之治，正是要治下百姓人人都像圣人自己那樣，“虛心”、“納物”、“弱志”、“得道”，從而成就“人相造乎道”的世界。

這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忘己”與“得道”之間的密切關系。莊子“紀冫子養斗雞”的寓言將這種關系刻畫得淋漓盡致：“紀冫子為王養斗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濠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向景（影）。’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返）走矣。’”

（《莊子·達生》）紀冫子訓練斗雞的過程，就是不斷消除其“斗”志的過程，也就是逐漸達至“無己”的過程。《莊子·逍遙游》云：“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當此雞“望之似木雞”，進入“無己”境界，別的雞無一敢與之爭斗，只能望風而逃。這個看似荒誕不經的故事，實則蘊涵著深刻的思想。

呆若木雞，其德全矣。馮友蘭先生在《原人》中曾經把人生的境界分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等四種境界。相對應地，我們可以把順著自己的本能或者社會習俗做事的人叫做自然人；把動機利己、結果利人的人叫做功利人；把行為符合道德、為社會利益做事的人叫做道德人。最高境界不是以上三種，而是孟子所說的“天民”，因其明乎天理﹐適乎天性。“有天民者，達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

（《孟子·盡心章句上》）“天民”之“忘己”，有多重含義。“忘己”首先意味著忘掉身體：“吾所以有大患，為我有身。及我無身，吾有何患？”（《老子》第十三章）其次，意味著克服貪婪，消除欲求。“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莊子·逍遙游》）人之所需并不多，是欲望和誘惑太多，使人“失性”。“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熏鼻，困貶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取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

（《莊子·天地》）最后，忘己的追求也蘊含著豁達的生死觀。既然忘卻了我的存在，還在意什么生與死？老子說：“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莊子一方面說：“死生亦大矣”，（《莊子·田子方》）認為生和死對于人來說是一件大事，另一方面又強調：“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同上）

“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莊子·達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莊子·秋水》）因為認識到事物是變動不居的，死與生是正常的，所以應該順應自然，如《養生主》篇所言：“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安于自然的安排，適時而生，順時而逝，不為生而喜，亦不以死為禍，因此，忘己之人面對生死抉擇之時，也會視死如歸。（財富中文網）